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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第六师团属第十军领导，它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在松江西南独断专行，并企图紧急向昆山进击，为此于十二日划归上海派遣军领导，十五日占领昆山后不久，又重归第十军领导（《熊本兵团史》支那事变编，第九十五页）。

如平冈中佐所说的那样，第六师团司令部所接到的关于一概都杀的命令，也许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发出的。

正如后面要介绍的，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里，说不定会有平冈中佐所推测的那些事实，因为那里也有像长勇中佐那样的参谋，他性格反常，本知是真是假，他夸口说曾以自己独自的命令屠杀了三十万名俘虏。

但如前所述，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时发表演说，说是“山川草木都是敌人”

，因此不得不认为，存在问题的命令也是在登陆当初从第十军司令部发出来的。

无论如何，说“未能确认”

命令来自何方，则令人可笑。

找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十军，或双方都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确的。

但下达命令，是否取得军司令官的同意，这一点似乎还是个问题。

进攻南京的军队，其指挥系统混乱，岂止松井总司令官发出的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据说在他指挥下的两军团的司令官对其幕僚和所属师团长发出的关于严格执行的命令也是不起作用的，当时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据河边虎四郎少将在他写的回忆录里说，柳川平助中将同松井石根大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不好。

这里，可能是在统帅问题上有些意见分歧。

据说，当时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曾对河边少将（当时为大佐）说过：“师团司令部里的人对军司令部有意见是不行的。

过去毫无怨言、默默地表示服从的第九师团现在逐渐发起牢骚来了，那便是军司令部软弱无力的证据。

　”

（《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对答录》，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第四三五至四三六页）

这样，在不敢落后的军官们中间，的确，任性的下克上的风气到处泛滥，因而关于大量处决俘虏问题，也应该认为是在这种风气下所出现的各级指挥系统的独断专行。

进攻新加坡的猛将山下＇5＇　大将在会见敌将领泼西勃尔时，他的那种傲慢不逊的劝降态度在前往进行采访的摄影师和记者面前暴露无遗。

三十五年前，据说进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在水师营会见欧将斯特塞尔时，拒绝国内外记者参加和摄影，经记者再三请求，终于同意在“会见结束后，让斯特塞尔将军及其下属佩着剑，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摄一张照片”

。

可是，对属下参谋们的态度，连这位山下大将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不满地说：“他们大多是不够细心的参谋。

总之，近来的参谋大多专业不精，缺乏礼节，实为遗憾。”

（佐佐木二郎：《战斗与士气》，载《传统与现代》，一九六九年九月号）

＇5＇　指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旧军人。

1938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兵入侵新加坡，迫使英国远东军司令官泼西勃尔无条件投降，有“马来之虎”

之称。

1945年9月向美英联军投降，1946年2月23日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译者

在幕府山附近，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捕获的一万五千名左右俘虏被屠杀，肯定是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执行的。

山田旅团长在当时发生事件时所写记录中说，师团长命令我们“处决俘虏”

（参照本书第三一七页），师团长可能也是请示军司令部后发出命令的。

然而，虽说是军司令部的命令，但在这种场合，说不定或系一部分参谋之独断专行。

实际上，当时身为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长勇中佐曾夸口说，　后来，我对谁都擅自下令，一举屠杀了三十万俘虏。

对此，已在第3节（第六十六至七十页）中作了叙述，如在那里所说的那样，说是屠杀三十万俘虏是极其夸大其词的，即使枪杀部分俘虏的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不能认为那是长勇中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总之，处决幕府山的俘虏问题等等，除特殊情况外，我不认为军司令部会发出一个不留地杀害所有俘虏和散兵这种一般命令的。

屠杀俘虏也好，处决散兵也好，那可能主要是师团长及其部下联队长，在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失去正常判断能力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进行的。

但后来得到了军司令部的默认，继续逮捕散兵。

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中将的部下助川联队长曾同铃木明谈起：　“师团长说不要有俘虏。

　”

（《“南京大屠杀”

之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凡此种种，可能是师团长之独断专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