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铃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采访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要他们提供证词,另外还采访了这样一些人:在随军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中,有《东京朝日新闻》的今井正刚、平松、近藤和角野等四人,《东京日日新闻》的佐藤振寿,《读卖新闻》的真柄和波冈两人,《报知新闻》的二村;在电影界里有白井、藤井两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采访报道刊于《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编和续编。
在正编中,仅介绍了《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的谈话(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第一四八至一五○页)。
据悉,佐藤说,他从南京陷落后的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逗留在那里,其间,他实际看到集体屠杀的仅一次,即在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司令部营房内,约有一百名俘虏被枪杀。
除佐藤振寿外,对其他人的谈话,铃木明则断言:“问题的焦点是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未能听到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更多的东西。”
看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尽管铃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仅介绍佐藤振寿一个人的谈话,则过于简略,因而想请告知采访这些人的所有内容。
尤其是想知道写有《南京城内的大屠杀》一文(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艺春秋特辑》)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重又谈了些什么。
另外,我还想听一听《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的意见,他曾发表过《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
》一文(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日中战争的全貌》)。
而且,铃木明没有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个记者的手记提出批评,这样,他的采访报道使缺乏说服力,因而我也朝望铃木明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不过,看了续篇后,发现他在文中重又介绍了上述随军记者、摄影师的谈话,并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人的回忆录进行了批评。
首先是对新闻界人士的采访。
诚如铃木明所说,听了这些新闻界人士的谈话,除今井正刚谈话外,都没有“比佐藤的亲身经历谈话有更多的了”
。
在他们中间,有的是漫不经心的摄影师,竟“全然没有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
;有的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家,竟遇见了鹿地亘的幽灵,看见他在南京陷落后还在上海“大摇大摆地逛街”
,而其实此人已于十一月间脱离险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亘用双氧水染红了头发,装扮成西洋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他的妻幸子则装扮成南洋的华侨。
见《在上海战役中》);有的则是缺乏毅力的纪录电影的制片人,他们尽管是可以“自由出入于难民区”
的新闻界人士,却“因拍电影而想找一些姑娘”
,最后“没有找到姑娘”
只好作罢——虽然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难民。
仅从铃木明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这些新闻界人士实在不可信,因而这次采访看来也不太可靠。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个记者、摄影师,当他们受到陌生人的突然来访(铃木明说,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所进行的有效的方法),被问及重大问题时,果真会推心置腹地讲出真实情况来吗?关于这一点,铃木二郎在上述手记中说:“现在,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一些证词来。”
对此,希望铃木明能很好地想一想。
其次是铃木明对今井正刚、铃木二郎两位特派记者的回忆录(参照本书第三十八至四十一页、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页)所进行的批评。
他严厉批判说:“这两个人的手记,其文字和结构都非常高明,乍一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似乎亲眼目睹了‘大屠杀’的现场。
实际上,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
他甚至下结论说:“就其内容本身的资料价值而言,我并不认为有多大价值。”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二一七页)
我也同意,铃木二郎记者所看到的屠杀俘虏情况“与‘大屠杀’的情景稍有不同”
。
但是,对于今井正刚的手记,铃木明说他没有看到现场,因而“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
,进而怀疑说“既无电灯,又无煤油灯,在一片漆黑中,又能看清到什么程度?”
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