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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成分问题（第1页）

爷爷的照片现今留存得有，但我见过爷爷一面。

那是1953年，我八岁，父亲探家带上了我。

我的大哥说“你当时很怕他（爷爷）”

。

但我的回忆不是这样。

我只是觉得好奇与隔膜。

那是冬天，太阳暖暖地洒落略带金黄的光。

老人家默默地坐在大门口外的石头上，表情有点呆滞地看着远处。

过来过去的人有的挑担有的扛农具，路过时和他打招呼：

“老汉——文明小（我父小名）回来了？”

“回来了。”

“还好？”

“啊、啊，还好。”

“你快走了吧？”

“啊、啊，快了，快了。”

这话是半个世纪前说的。

我现在已过耳顺，仍像昨天那样清晰。

“走”

就是“死”

的意思——问得自然答得简洁、坦然。

这在其他地方如何？我不晓得，在河南是犯忌讳的，肯定没有这事。

他真的很快就“走”

了。

留给我的应该说不是怀念，而是带泪的思索。

1937年抗战爆发。

他把长子凌尔寿送进了抗日队伍；次年，他又送走了二儿子凌尔文（我的父亲）。

那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只有这两个儿子，都送走了。

而家里总共九口人。

三十四亩地，请了一个叫“歪牛叔叔”

的来做长工。

两个儿子都在我党的根据地打仗，凌尔寿在河北武安牺牲——这无论如何说都是个爱国老人。

应该受到表彰的，而他受到的“奖赏”

却是“富农成分”

。

二月河源

祖父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普通农民，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深明大义、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

他说：“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

他以坚定的理念，顽强的毅力，超凡的忍耐，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苦难，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婿送上了抗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