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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4页）

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

可见武帝对发展这条商路的信心和耐心。

由于政府的鼓励，并采取了有远见的积极措施，保护道路畅通，以致国内商贾趋之若鹜，且多循规蹈矩，而不违法乱纪，故西域道路得以日渐繁荣，使者往返其间。

使团商队，大者数百人，小者也有百余人。

所操办货物品种数量，与张骞再使西域相仿，即有价值上亿钱的各种商品。

这样大规模的国际商业活动，是当时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

它对于汉代的国家经济发展，对于西域社会的进步，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影响，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汉代对这条国际道路的经营，实际是与政府对整个西域的政治统治融为一体的，二者很难截然分开。

每当中央王朝对西域统治得到加强，政局安定，商业交往就兴旺；相反，中央政局不稳，或西域某些民族发生纠纷和战争，商道就不畅通，而且往往因此影响到更远的西方国家。

西汉开辟西域交通，起因固然是为了在战略上制服匈奴，但这条道路一旦开通之后，它实际显示出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中央王朝与匈奴关系的范围。

不承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70］。

如果将汉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从政治开拓和社会进步中割裂开来，那就很难解释刘彻仅听张骞言西方“多奇物”

“贵汉财物”

，若通之则可“威德遍于四海”

之后，便发大兵，四道并出，急不可待地希望打开西南夷道以通西域；也难于解释刘彻遣五万之兵、破亿万之费、经四年之时而获取大宛良马；更难理解两汉每每在制服匈奴、解除边患之后，反而更加重视对于西域的经营：设立都护，屯田积谷，建设道路，保护商旅和鼓励交往。

事实是，西域商路的开辟，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

总之，中原地区商品生产的活跃和市场的扩大，不仅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大激励，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且有力地促使中原政府和人民与边区少数民族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进而形成一种与西方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局面。

尤其是在西北方向上，这种国际贸易突破了长期笼罩在西域上空的迷障，使那里的社会状况豁然开朗。

此后中国政治统治的疆域甚至到达葱岭，汉代封建王朝的威力也迅速发展到了光辉的顶点。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几项重要的经济事业——农业、纺织业、铸造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促进了中原与四邻边远地区，特别是西域的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关系。

由于这种交往关系的扩大，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的接触，与以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接触的形式更多，内容更广泛、更深刻。

而且这种进步多半不是中央政府有意识地谋求和发展的，而是在传统的民间交往的基础上，在农业及各项手工业发达的有力推动下，通过商业交往的形式达成的（例如北夷道、西南夷道、夜郎道等）；或者是政府为征服边区部族而发动战争，并且打破了地理上的阻隔，进而由追随在军队后面的商人开拓和发展形成的（如征南越而开通南海远洋航线；西汉早期与匈奴和亲而促进双方互市交易，西汉后期及东汉为平定匈奴而开通并扩大西域交通等）。

◇BOOK。

◇欢◇迎访◇问◇

第20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10）

西汉初年，中国还处在一个自成体系、相对孤立、比较闭塞的社会环境之中，但由于国内经济力量的积蓄、商业活动的积极开展，以丝绸、铁器为主要代表的商品输出成为中国与周邻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为西汉王朝突破四周的地理屏障，不断地扩大统治疆域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也为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原文明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并发生影响提供了最有效的经济载体。

因此，中国这个长期独立的社会系统，在其基础经济部门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之后，不仅这个系统内部的交流程度大大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方民族和国家开展直接和广泛的交往。

公元前2世纪末叶，汉朝击败了匈奴并征服和统一西域之后，中原与周邻四方地区之间，业已建设了形式不同的交通线。

这些辐射状的道路和航线，不断地向西方和海外延伸，使中西交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这时的中国，在万里亚欧大陆上，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似一个闭塞的王国和孤立的半岛，而是与西方（包括西南、西北方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使原先由于起源和发展不同、又因地理原因而相互阻隔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开始有了开展广泛接触和交流的基本条件。

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影响了世界，改变了世界；同时，中国也吸收了西方的优秀文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45页。

［2］以上引文分别见于《汉书》之《文帝纪》、《景帝纪》、《食货志》。

［3］以上分别见于《盐铁论》中《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