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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1页）

心荷兰人和澳大利亚人提出的抱怨，而不大在意我们的声望最终在某些亚洲中立国家中的升降，因而对总统的这一努力并不热情支持。

然而，“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和平解决，”

肯尼迪说。

“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有关各方的长远利益的。

调解人的角色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角色，（然而）我们打算使人人恼火，如果事情取得某些进展的话。”

肯尼迪在打消外国对美国的下列看法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这种看法是：美国是漠不关心的、保守的、安于现状的。

美国新闻署1963年在西欧的调查表明——这次调查是紧跟在闪电导弹的争端和戴高乐对肯尼迪的攻击之后进行的——同该署过去八年的这类调查的任何一次相比，赞成美国对外政策的比例，这次是比较高的，即使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

《亚细亚》杂志的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的票数大大超过尼赫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受人钦佩的人物”

。

在非洲的和平队队员的报告和肯尼迪本人接到的来自东欧的信件都表明，他个人在这些地区的国际影响也有了突破。

第十八章　柏林危机

候选人肯尼迪于1959年接见记者时曾预言柏林肯定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严峻地“考验胆量和意志”

的场所。

但当时他不可能意料到，在那座被围的城市的问题上，他自己的胆量和意志那么快就受到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所缔结的军事和外交协定，没有对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作出明确的保证，只对该市本身规定由四国共管，并把柏林留在远离（西德）一百英里的苏军控制的东德境内。

1948年，苏联的一系列行动使这个城市分裂为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和西方占领的西柏林。

在其后十年中，东柏林和东德与西德的相对应的部分日益隔绝。

后来，在1958年，赫鲁晓夫要求签订对德和约，使分裂永远合法化，并结束盟国在东德境内的所有占领权。

这项要求以及1960年巴黎首脑会议的破裂显然表明，柏林和德国将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的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

肯尼迪本人在当参议员时，对外交政策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亚洲、防务和东欧。

为了作好新的准备和取得新的看法，他于1961年初责成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写一个有关柏林的特别报告，在4月份提出的一份中期报告中，艾奇逊警告说，危机很可能在1961年发生，而盟国之间意见不一，中立国又帮不了忙，西方尚未准备好有效地对抗苏联切断通道的任何行动。

他说，西柏林的重要性可能需要我们竭尽全力维持美国的三个基本目标：（1）西柏林人民选择他们自己制度的自由。

（2）只要西柏林人民有要求和希望，西方军队就应留驻下来。

（3）从西方经由东德的高速公路、空中航线和运河通往该市的通道应不受阻碍。

赫鲁晓夫有一次曾谈起1961年4月是他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限期，而他于1月6日曾发誓“要从欧洲心脏拔掉这根刺”

。

可是6月份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会晤的决定，把一切行动全推迟到这个时间以后。

总统在维也纳会晤之前所作的研究中，以及在华盛顿同阿登纳的会谈和在巴黎同戴高乐的会谈中，愈益明确地认识到，西柏林是美国的荣誉和决心的试金石，赫鲁晓夫必然会用它来考验盟国的团结和抵抗力。

由于艾奇逊指出的美国的所有三个基本目标是温和的（即使是令人不安的）维持现状的一部分，而且维也纳会晤也不是一次谈判的会议，所以肯尼迪不打算在维也纳会晤时对柏林问题提出新的建议。

但当第一天会谈结束，赫鲁晓夫好象随便地提到有必要于第二天讨论柏林问题的时候，肯尼迪并不感到惊奇。

赫鲁晓夫说，主要问题是和约。

如果美国拒绝签订和约，苏联还是照样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的签订。

在讲了这刺耳的话后，他们就去用晚餐了。

第二天，赫鲁晓夫还是用这刺耳的声调提出这一问题。

他说，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作早该实行了。

只能共同或分别签订承认两个德国永远存在的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