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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世界权力的转移要用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我们不能保证，50年之后的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但一定会与那些简单预测所描绘的不同。

没有几个学者能够预测到冷战和两极世界的终结。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日本而不是中国在将来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

如果达成应对跨国威胁的国际合作，如果我们要重振国际组织、使其更加有效，就需要美国的领导，舍此没有其他可行措施。

至少在未来20年里，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具有与美国相当的实力来聚集全球性联盟、影响国际行动、提供安全保障、组织集体行动。

美国单边主义行为应该成为一个有益的反面教材，告诫新兴大国不要重蹈覆辙。

在新兴大国中有不少声音，庆幸美国的过度扩张，认为美国时代即将告终、新兴大国占据首要地位的新的权力结构即将出现。

这些人期盼自己的国家能够不受国际限制、自由行动。

这恰恰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越来越明显的行为。

如果说任何具有全球愿景的霸权国要汲取经验教训，过去15年里美国的做法就是最令人清醒的药剂。

21世纪的头几年已经证明，单凭军事实力是无法消除威胁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带来的是傲慢、诱惑和过度扩张；在一个充满跨国威胁和安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国家安全和主权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得以保护。

如果重振国际合作的努力迟滞不前，其成本就会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就要采取行动。

国际合作的黄金原则是防患于未然。

对于跨国威胁，这意味着，在发生使用核武器或是生物武器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攻击之前，在发生导致成千上万人致命的严重流感之前，在出现足以导致滥用尖端生化技术的安全威胁之前，在诸多国家获取核武器且其中某个国家违反核禁忌之前，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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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秩序：美国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11）

气候变化也是紧迫的关键问题。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里要阐述的那样，世界经济体继续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这会决定今后30年的能源使用、运输方式以及生产方式。

如果这类投资的模式不能得以改变，温室气体排放到2015年将达到高峰。

这样一来，到2050年就会出现人为的环境灾难，这将无可挽回地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导致洪水、饥荒、疾病和冲突。

应当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来应对这些问题。

在这方面，时间拖得越长，解决问题的困难就越大。

我们不能侥幸地假定，一旦有某个这类问题发生，其后的国际合作自然会变得容易起来。

如果恐怖主义分子使用了核弹，重要国家可能会采取单边行动，并且会对国际组织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国际组织软弱无能、不可信赖。

如果发生了流感疫情，国家会意识到需要合作，但采取有效行动所必需的资源却是严重匮乏。

其他国家会提出我们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对美国民众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安全和繁荣怎样才能得到保证——是加强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并因之重振国际合作，还是维持现在的状态？比如新兴大国可能会认为，20年后国际形势对它们会更加有利，但是它们必须向自己提出问题，在这20年期间它们如何使自己免受跨国威胁的侵扰？如果20年后国际权力格局仍然会像今天一样扑朔迷离、变化难测，它们又该怎么办？当一个国家权力上升的时候，难道就会断定上升趋势永远不会发生变化？断定不会出现增长中断、权力下降或是停滞不前的现象吗？

美国不会像格利佛一样被捆绑起来；美国会承诺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的义务，当然，条件是必须使美国相信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仍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国家，美国的行为可以促成也可以破坏国际合作。

近年来，美国决策者认为，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是小人国式的国家试图束缚美国这个格利佛的绳索，所以对国际规则和国际法不加区别地置之不理。

的确，有的国家将国际规则和国际法视为约束美国的一种方法。

但是，这样的做法都没有成功，无论美国是共和党还是*党当政。

美国决策者像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一样理智，如果其他国家试图把美国套入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安排，它们是会保持很清醒的认识的。

刚才我们使用了《格利佛游记》中的比喻，还有一部文学作品的比喻，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反思美国对国际规则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