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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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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核时代（12）

——安理会行动应该补充，而不是替代，强有力的战略。

安理会能力受限，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只是一个惩罚性的机构。

它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提供积极的激励守约机制，因此它的实用性受到了限制，只能成为一个更加宏大的战略的补充。

这再次印证了我们的核心论点，即只有在大国对总体战略承担责任的时候，多边制度才能发挥出效力。

——在各种危机期间，很难使不扩散机制起死回生，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已经将它的生气耗尽了。

很多《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成员国在试图解决伊朗问题的时候都显得迟缓无力，这并不奇怪，因为核武器国家没有认真履行裁军义务使它们感到失望、愤怒。

美国外交政策引起的普遍失望感也弱化了美国的领导能力，使之无法调动不扩散努力背后更广泛的国际压力。

总之，不扩散机制对于美国和国际安全来说是有价值的，它对遏制扩散发挥了作用。

但是，只有采取视野更为广阔的战略，它才能够处理最难的问题，而这样的战略通常是由美国和其他几个大国制定并付诸实施的。

那么，这些大国的政策对于机制的未来演变就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尤其关键。

美国、核武器和负责任主权

自《不扩散条约》诞生以来，核威慑和条约规定的裁军义务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张力。

在冷战期间，威慑重于裁军导致了无理性的军备竞赛，双方的能力都已经远远超出了相互毁灭的水平。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俄罗斯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继续维护核武器。

虽然大幅裁军不会削弱威慑力，但是由于对核武器在维护国际安全中发挥的作用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裁军行动失去了活力。

克林顿政府曾经以渐进的方式，有力地应对了这个问题。

克林顿及其顾问们认识到，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分水岭，美国和俄罗斯都不再需要庞大的核武器库。

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前苏联境内核武器、裂变材料以及核技术控制不力可能造成的后果，于是联合当时的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佐治亚州*党）和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维持强有力的两党基础来应对这个问题。

克林顿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说服新成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放弃了苏联解散时留在它们领土上的核武器。

政府官员参与了非常严肃的谈判，将原定于1995年底到期的《不扩散条约》进行延期。

克林顿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没能说服国会批准该条约。

当时美国政府愿意参与《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

但是，克林顿政府从未就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作用问题提供过令人满意的解释。

核武器还是威慑吗？如果是，它威慑的对象是谁？核武器是可以使用的武器吗？它与灾难性恐怖主义这种新型威胁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反应太慢的不仅仅是美国。

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关键盟友直到今天还在美国的核武器保护下寻求自身的安全，但是对于它们防范的对象是谁，以及在苏联威胁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核武器是否还是合适的工具，它们并没有形成共识。

因此，没能采取更果断的裁军行动，美国有责任，世界上的其他大国也同样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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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核时代（13）

在布什政府领导下，美国的信念是，核武器是全球反恐战争的工具，这种态度与《不扩散条约》的裁军义务之间产生了更大的分歧。

布什政府认为，现在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坚不可摧的敌人了，因此核武器基本丧失了威慑意义。

布什及其顾问们很快就贸然断定，威慑不会对恐怖分子或者那些可能帮助恐怖分子的国家起作用，这是他们制定预防性战争和政权更迭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布什政府确实认为，核武器落在流氓国家手中就会变成威胁，于是同时制定了两项政策：导弹防御和威胁进行预防性战争。

布什政府还暗示该战略包括使用核武器。

导弹防御成了美国—俄罗斯关系的主要特点，给美国与俄罗斯就其他问题（包括伊朗问题）进行的谈判增加了巨大成本。

而威胁进行预防性战争以推动政权更迭则已经刺激了那些可能会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们谋求建立新的反美联盟，并建立它们自己的核威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