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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冯至先生（第2页）

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军进城。

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说，对中国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是一场严峻考验，是大节亏与不亏的考验。

在这一点上说，冯至先生是大节不亏的。

但是，我想做一点补充或者修正。

由于政治信念不同，当时离开大陆的也不见得都是大节有亏的。

在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爱不爱国。

只要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待在哪里，都无亏大节。

爱国无分先后，革命不计迟早。

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之，在这考验的关头，冯至先生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许许多多的教授都留下来了。

我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跟着来的是长达４０年的漫长的开会时期。

记得５０年代在一次会上，周扬同志笑着对我们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

冯至先生也套李后主的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

他们二位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他们的苦笑中也可以体会出一点苦味，难道不是这样吗？

幸乎？不幸乎？他们两位的话并没有错，在我同冯至先生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中，我对他的回忆，几乎都同开会连在一起。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

解放这一个时势，不久就把冯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

。

不知怎样一来，我们俩都成了“社会活动家”

，甚至“国际活动家”

，都成了奔走于国内外的开会的“英雄”

。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别人打交道。

我看，冯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间见伊吕”

，他根本不是一个交际家。

如果他真正乐此不疲的话，他就不会套用李后主的词来说“怪话”

。

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开会之所以多，就是因为解放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

什么这学会，那协会；这理事会，那委员会；这人民代表大会，那政治协商会议，种种称号，不一而足。

冯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会活动家”

，那就必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