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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陈寅恪先生（第3页）

有人说：“名师出高徒。”

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

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

了。

忝列门墙，言之汗颜。

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１０年，正值“二战”

，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１０年。

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

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

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

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

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

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

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

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

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１９４５年，在我来到哥廷根１０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

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管。

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

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１０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

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

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１０年的哥廷根，怀着“客树回看成故乡”

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

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１９４６年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

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

从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

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南京。

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

谈了谈阔别十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高兴，叮嘱我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１２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

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