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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胡辛 作家（第3页）

问：你说的不全是，是否指元气汤汤的混沌之外，“脏”

还有一种古旧、破败、零落、衰亡的“永远不再”

之美？

答：像是吧。

曾获过芥介奖的日本作家、理论家日野启三读了我的《黄泥街》后，说，美得不得了！

把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美国译家专程到长沙，要看“黄泥街”

，意大利、法国的翻译家来长沙，也要看“黄泥街”

……

问：恕我打断一下，听说长沙有条热闹非凡的个体书商街就叫黄泥街，你说的，不会是这条街吧？如果是，我可没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答：（笑）不是的。

这条街有的只是一些破败的房屋，但外国朋友都说，美得不得了。

都是发自内心的。

问：好，什么时候我一定也要去看看。

你刚才谈的可说是你的审美倾向，那末，你的创作的本质追求是什么呢？

答：我的创作追求、人生追求，也就是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

。

是的，认识。

不懂我的人常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对人生、对人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就是那么回事，关键是人一定要认识。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识，也就是鲁迅所鞭挞的“阿Q精神”

。

问：那末，你如何看待家庭呢？你对父母兄弟姊妹夫妻母子关系如何看呢？

答：我们家兄弟姊妹五个，外婆也一直跟我们家一起过，所以有十口之多。

我的父亲邓钧洪，是三十年代党的地下工作者，曾辗转于长沙、桂林和东北，策划了韩梅村起义。

解放后任湖南日报社社长，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已接调外交部的通知并作短期疗养，可运动一开始，他立马风风火火赶回原单位大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大右派。

母亲李茵，“反右”

时也在湖南日报人事科工作，也被划成右派，所以我们家是双右派。

当然父母双双被压迫赶到乡下劳改。

那时，我才三岁。

后来父亲到师范，母亲仍在农场。

文革时，我们家自然脱不了下放的命运，一下就是十几年。

我的小哥自强不息，一个初中生下放十年回城当搬运工，后来硬是直接考上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博导；二姐现在在海南师大工作；弟弟是克拉玛依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在俄罗斯工作。

都是在逆境在艰难中过来的。

自小我的父亲最看重的是我。

我后来成名了，但我的创作他并不一定理解，然而，他终究是开通的、深刻的，他有人性、有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