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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真命天子（第3页）

并不是这两人滥竽充数，其中一个随刘湘理财多年，另外一个系张澜所荐，向以理财见长，他们之所以折戟，实在是当地的经济太差了。

“巴子国”

内，也就重庆好一些。

可是因为受战争拖累，这个四川当时唯一的通商巨埠，其实也并不景气，很难收到多少税。

显然，谁要能把“巴子国”

的经济搞上去，谁就得有点揽瓷器活的本事。

就在刘湘不知去哪里才能找到高人的时候，那人却自动送上了门。

说送上门也并不确切，它还是离不开刘湘的招贤政策。

早先，刘湘曾派重庆卫戍司令兼铜元局局长王陵基为代表，专赴北平，从北平学生中招纳了一些川籍学生回川效力。

王陵基出身行伍军人，并非搞金融的专才，让他担任铜元局局长，实在是勉为其难。

自上任之后，几乎是月月蚀本，一查账，已尽亏四十五万两纹银，眼看快亏到连家都要不认识了。

王陵基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都说铜元局是个肥缺，随便哪个人当局长都能发财，偏偏我当局长就赔钱，真不知道撞了哪门子霉星。”

某个回川的北大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便向王陵基推荐了自己的一个同学，说他是读经济的，现正在县中学当校长，能否叫来一试。

一个岁数不大的白面书生，能有多大本事，正好王陵基在重庆还办有一家报纸，也是月月亏本，负债已达四万五千元，快要揭不开锅了，王陵基便让这个推荐来的中学校长去接管报社，先用着再说。

来了之后，这个人问王陵基：“假如我接管报社，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王陵基一挥手：“只有一个要求，以后别再跟我要钱了。”

几天之后，此人拿了一张四万五千元的银票交给王陵基，说：“报社欠你的账从此一笔勾销，以后也不会再向你要钱了。”

此后报社果然走上了赢利的轨道，而且真的没有再向王陵基要一个子儿。

王陵基大出意料之外，一了解，包括那张银票在内，都是报社从正常渠道经营所得，只是前任社长从未想到过而已。

既然年轻人如此能干，王陵基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任命他为铜元局事务所所长，代他整顿铜元局。

年轻人名叫刘航琛，这还只是他的牛刀小试。

刘航琛从小就聪明伶俐，读书也很用功，要不然怎么考得上北大。

就读北大经济系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兴起，身边大多数同学都争先恐后地上街游行，只有刘航琛坐在课堂里，该干嘛干嘛，别人怂恿，他就说“何必多事”

，又埋着头去看书了。

刘航琛的性格，注定难以叱咤风云，但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实用型人才。

临近毕业时，刘航琛交出的毕业论文扬扬洒洒，旁征博引，以致于批阅论文的系主任都不知道论据究竟引自于何本经济学专著，对刘航琛称赞不已。

那时的大学教授货真价实，尤其北大经济系主任，岂是等闲之辈，连他都脑袋上冒汗了，可想而知刘航琛当时达到的学术水平。

刘航琛是四川泸县人。

泸县以生产大曲酒著名，刘航琛的祖父一手创立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人堂”

，但他祖父订有家规，不许子孙做官。

在这位老人家看来，做官的人奴颜婢膝、俯仰由人，活得也不见得有多开心，倒不如有钱在手，不做官也可以一生享福。

刘航琛恪守祖训，毕业后选择了回乡从教，为此还曾多次拒绝地方军头的入幕邀请。

不久以后，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刘航琛。

刘航琛的祖父在经营本地曲酒的同时，发现天津生产的玫瑰露酒很畅销，就自己买了一套蒸馏器，钻研出蒸馏技术，从而制成“百花露酒”

，质量比天津露酒还要好。

他又别具一格地改用玻璃瓶装酒。

当时四川酒大多用瓦罐盛装，这一大胆创新使“百花露酒”

一举成名，其销量和口碑仅次于拥有三百年历史的第一曲酒品牌“温永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