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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袁世凯出山为何只能抛弃大清接受共和（第2页）

此时的吴禄贞也无所顾忌了，他竟然截住了朝廷给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运去的军火，并且和阎锡山秘密会面。

吴禄贞告诉阎锡山：朝廷任命我为山西巡抚，是想让我和你抢地盘，但我是绝对不会上当的；我们应该趁着袁世凯正在湖北前线，朝廷后方空虚之际，组成联军，由我亲自率领，再联合张绍曾和蓝天蔚，从保定、滦州、奉天三个方向围攻北京，同时找机会除掉袁世凯，一举夺下大清政权！

四位新军将领的具体兵变计划正式达成了，然而吴禄贞并不知道，他的背后也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

11月7日，正准备按原计划起事的吴禄贞被人枪杀，行凶者正是他的部下，那么，凶手背后还有没有主谋？有人认为是朝廷或者袁世凯，毕竟吴禄贞的军中有朝廷或者袁世凯的几个眼线也是正常。

而从种种情况来看，朝廷的嫌疑最大，反正吴禄贞这个主心骨一死，其余三人也闹不起来了，朝廷暂时避免了灭顶之灾。

要不然等袁世凯辛辛苦苦在南方平了叛，京城里都已经改朝换代了。

吴禄贞事件让袁世凯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武昌新军迈出兵变的第一步之后，各方势力正蠢蠢欲动，很快会酿成一股独立的风潮；而他袁世凯也没有绝对势力可以掌控大局，因为他也只是众多势力中较大的一方而已。

相比于湖北的平叛，眼下最重要的，是刹住这股独立的风潮。

怎么刹住呢？那就是进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改革。

武昌兵变之前，经过朝廷迫于形势的两次立宪改革，大清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认识到，只有寄希望于当大清真正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时，闹独立的各省能够接受，平息即将爆发的独立风潮。

从载沣的表现来看，他已经痛定思痛，开始彻底醒悟了。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也明白，全大清人民盼望的并不只是他的出山，更不是他以武力南征北战，而是他在前两次立宪改革的基础上带来的进一步的立宪改革。

现在他袁世凯要想稳定大局，也只能用政治手段去稳定——一边和已经兵变的黎派等势力和谈，开出条件劝他们归顺；一边在朝廷继续强力推进立宪改革向全国人民显示诚意，希望正准备闹独立的各省能够接受，刹住这股风潮。

对于载沣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奏：臣不敢上任啊。

这次倒并不是袁世凯矫情，按照立宪的精髓，内阁总理应该是由国会选举出来的，而不是任命。

虽然大清很多的选举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但形式总还是要有的，形式总有一天会走向实质内容的，如果连形式都没有，那这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

载沣只好下令朝廷的准国会——资政院又开个会，正式“选举”

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将有权力任命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与此同时，制定宪法的工作也正在大幅度推进，载沣用上谕公布了由资政院起草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与当年仿日的“皇帝领导下的三权分立”

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这部准宪法的进步程度可以用神速来形容，它在对待皇室和三权分立上已经十分接近英国式的“虚君立宪”

和“内阁制”

。

从今以后，大清国家政权的运作将是这样的：首先，人民选举出议员，组成国会。

国会制定或者修改宪法（这部《十九条》就是资政院制定的），宪法为包括皇帝在内的全民共守，皇帝的圣旨不能再替代宪法和法律，不能再说“朕即国家”

；皇帝有国防权，但除非经国会批准，不能再动用军队对内镇压本国民众；皇族不得担任省级以上的行政长官，更别说入阁了（“皇族内阁”

永远成为了历史）。

皇室的权力基本上被限制为只有中低级的行政执行权和由皇帝代表的对国家礼仪性、象征性的权力。

其次，国会选举产生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总理可以挑选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如果国会对这个内阁总理失去信心，可以提出弹劾，不是内阁辞职，就是国会解散重新选举出国会，但一届内阁，不得两次解散国会（避免把相互制衡变成无休止地争斗）。

总结一下，这种模式中，国会处于突出位置，内阁是向国会负责的，但国会是向人民负责的。

从理论上看，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载沣和皇室其实已经确立了“主权在民”

，确实已经作出了最具诚意的立宪改革，只求能够重新收获民心，保留一个基本无权的皇帝和皇室，让他们好好养老。

之所以在慈禧之后仍然推出的是“准宪法”

而不是正式的宪法，正是因为正式宪法的出台需要遵守严格而较为漫长的程序，需要有专门的制宪委员会，甚至需要全民公决，这也显示了他们在十来年的立宪改革之后有了一种对宪政的深刻认识和严谨态度。

同时，这部宪法不仅是向大清人民显示诚意的，也是用来限制袁世凯的，载沣交给袁世凯的只是政府（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