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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后来的几年中，汪伪财政部一再指令要增资，经董事极力维持，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该行的资本已经增加到2000万元。

抗战胜利后继续增资，至1947年5月增加到6000万元（其中有通货膨胀的因素）。

该行共有职员六十余人，在张芹伯去世之后，后期的经理是原长城银行的经理葛永祺，张家的老乡李松青（当初是张家的账房先生）出任了后期的董事长，张葱玉和华新呢绒公司总经理陈梅芳为常务董事。

监察人仍旧请出张家的老法师张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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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银行规模虽不太大，但业务范围齐全，除了国际汇兑以外，跟一般大银行没有大的差别，除了办理定、活期存款，还办理各种抵押放款或贴现、票据承兑、国内汇款、代理收付款项、买卖公债、库券、代理投资及出租保险箱业务，甚至还代理招募公司债券及公司股份，生意一度十分兴旺。

郑振铎七十万元收购了张家藏书

从张芹伯一生的生活轨迹来看，办银行，搞经营，并非他本人的最爱，只是作为长房长孙，他不得不打理家业而已。

在张家后代眼里，这位大伯父不像个银行家，而是一位老夫子、老学究，因为他并不善于算计，不善于跟狡诈的商人讨价还价，在矛盾尖锐的场合，他宁可退居二线，而叫侄子张葱玉顶在前面。

他每天在银行只上半天班，回家吃过中饭，就一头扎到他的书房里，摆弄他的藏书去了。

读书、藏书、研究版本目录，才是他最用心的事业。

上海三马路（汉口路）上的旧书店是他经常转悠的地方，他有他的读书、买书、品书的生活圈。

来薰阁的店堂里常年放着两把摇摇椅，专供那些来选书的老主顾们休息。

鲁迅、郑振铎、缪荃孙、张石铭、张芹伯，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他们在一起聊版本、谈掌故、侃大山，老板把他们待为上宾，总有好茶伺候，时不时地还要按照他们各自的胃口，把需要的书送上门去。

张芹伯继承了其父大部分藏书，也继承了其父乐于考证的优雅心性，只要一卷书在手，他可以忘却窗外的一切。

若是碰到久已仰慕的珍本、孤本，他宁可拿出一条弄堂的代价。

他曾卖掉在天津的房地产，用来购买一批宋元珍本，宋版的《资治通鉴》就是那时买来的其中一部，仅这一部书就装了整整一大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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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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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界和藏书界的双栖明星张芹伯（3）

“八一三”

淞沪会战一声炮响，打破了老夫子们的怀古旧梦，上海的租界顿成孤岛。

孤岛生活并非真空之地，渐渐地，殃及到了藏书家们的藏书。

战争年代，世道纷乱，大家都在逃难，家有藏书的人家生怕在大乱年头，无力照应原本视若生命的藏书，与其成为炮灰，还不如早早送出家门，于是纷纷出以易米。

不仅是藏书，大凡战时不易保住的东西，这时一律市价大跌，纷纷涌上街头地摊。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租界里还有暂时的相对平静，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战时商场。

一方面江南这个人文荟萃之地，积累了多少代的世家藏书，从水路、陆路整车、整船地不断运到上海；另一方面，南北书商，包括美国、日本的文物贩子，纷纷挟巨款前来抢购，而南北书商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国外的什么文化机构做后盾。

郑振铎先生就曾写到，他曾亲眼看到，一家北方的旧书商从上海买下大宗古籍线装书，在一个邮局里打包北寄，一次就寄走了一千多包。

中国读书人的民族良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有识之士纷纷致电已撤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相关部门，呼吁应当由国家出面，来抢救这些濒临劫难的古代珍贵典籍，否则，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将要远渡重洋，才能看到自己民族的珍籍了。

在这个背景下，重庆方面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抢救中国古籍的“文献保存同志会”

，具体负责在沦陷区，当时主要是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抢救那些行将被席卷而去的宋元古版和其他珍贵藏书。

这个工作小组由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财政部次长张寿庸，以及版本目录学界的著名专家郑振铎、徐森玉、张元济、叶恭绰、何炳松等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