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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雍正与外国（第1页）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开放海禁

如果说明朝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更近的话，那么自清朝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显得更加密切，尽管有些交往不一定是友好的。

雍正的对外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康熙的，但是也跟康熙有些不同。

康熙对于西方的传教士采取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利用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反感他们传播天主教，尤其对教皇格勒门企图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厌恶。

清初有两次禁海令，第一次发生在顺治朝，结束于康熙二十三年。

禁海令撤销之后，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

很快，海外贸易就繁荣起来，中国商人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日渐频繁。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后来却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就跟现在有些留学生不回国一样，康熙很快就发现，每年出海的船只有千余艘，回来的却不过五六成，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就相当于大量的财富和人口流失海外。

中国古话说的好，肥水不流外人田，要想不流外人田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禁止跟外面交流。

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1717年，再次颁布禁海令，明文禁止出海南洋。

这就是清初的第二次海禁。

第二次海禁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禁止中国船只出航日本，也不禁止外国船只来中国，但是却严格禁止中国商人去南洋经商。

只进不出，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思维方式。

禁海令显然不利于贸易的发展，沿海的许多商民对此很不满，结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你可以禁海，我可以走私，只要不被发现就行。

直到雍正继位，海上走私依旧猖獗。

台湾官员蓝鼎元是一个反对海禁的学者，雍正二年，他上书说：“福建、广东沿海等地，人稠地狭，耕地不足，当地居民靠海谋生的十有五六。

他们往往在内地制造一些精美的手工品，这些手工品在内地是随处可见的便宜货，但是如果运到外国，就可以当成珍稀物品来卖，每年都能赚取巨大的利润，这就为我们中国敛聚了大量的财富，光是海关收入这块就不小了。

禁海之后，百害无一利，只会让沿海居民越来越贫困，迫使以前的商人变成游手好闲的人，最后变成盗贼。”

蓝鼎元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官员的观点，但是雍正坚持康熙的路线，认为海禁政策宁严勿宽。

蓝鼎元的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他没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许多商人不回来这个问题，商人不归国家的税收就少了，这才是清廷禁海的真正原因。

雍正三年，福建省秋季欠收，第二年春又闹饥荒，许多地方出现抢米事件。

沿海的一些官员借此再次提出开放海禁，以缓解饥荒。

福建巡抚毛文铨奏称：“往年开洋之时，有很多洋船到厦门，各省的商人都到厦门来贸易，税收多得不得了。

可是海禁以来，几乎就没什么税收，恳请皇上开放海禁。”

闽浙总督高其倬也上奏：“福建这地方地狭人稠，没多少田地可耕种了，许多良民选择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