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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1页）

这就是东汉时期第二次著名的“党锢之祸”

。

在这次“党锢之祸”

中，李膺、范滂、张俭等许多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所表现出的气节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们的行为对后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当奸佞当道、朝政黑暗的时候，他们就被后人引为榜样，成为激励后人抗争黑暗势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团被连根拔除以后，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

灵帝时期形成了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

。

“十常侍”

包括十二个太监，几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权，连灵帝都很怕他们，灵帝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妈。”

至于朝内外官员对“十常侍”

的趋奉，那就更不用说了。

扶风地方有一个叫孟佗的人，家里很富有，为了升官，他就尽力结交张让的仆人，后来张让的仆人吃饱了，孟陀还是没有提出要求，倒是张让的仆人沉不住气了，主动问孟佗说：“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们一定替您办！”

孟佗说：“没有什么事，只需要你们给我磕个头。”

张让的仆人答应了。

第二天，孟佗去拜见张让，故意去晚，等候在张让门前的起码有一千人，张让的管家远远看到孟陀，就率领一群仆人，来到孟陀面前，一齐跪下磕了一个头。

来拜见张让的那些人全都惊呆了，以为孟陀肯定极受张让的重视，就都纷纷给孟陀家送礼。

孟陀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礼转送给了张让，张让很高兴，就任命孟陀为凉州刺史。

后来，“十常侍”

把政治搞得极端混乱，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抗，何进、袁绍等人密谋除掉宦官集团，但何进反被张让杀死。

袁绍带兵冲进宫去，见宦官就杀，甚至连没有胡须的男人也杀了，一气杀了两千多人。

“十常侍”

胁迫汉献帝逃走，被袁绍追至黄河边上，“十常侍”

全部跳河自杀。

从此东汉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是永不泯灭的。

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煞，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

二是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其实，中国的学生运动并非自“五·四”

运动始，而是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严惩贪官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结果被宦官权贵诬告下狱。

京师太学生刘陶等人极为愤怒，他们联络京师乃至全国各地的太学生几千人围集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要求释放朱穆。

当时，京师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桓帝觉得众怒难犯，只好释放了朱穆。

这恐怕应当算作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始，中间经两次“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