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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塔克特（Pawtucket）和斯莱特斯维尔（Slatersville）的工厂。

至少从理论上讲，制造业主们可以通过将他们的企业组成股份公司来避免上述问题。

但是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组建股份公司要获得立法机构的特殊许可。

那时，股份公司特许权给予组建人以类似政府的权力，因此重要的公共服务项目只限于这样的公司承担，例如修建桥梁、道路来改善交通条件，或者组织银行为社区提供流通中介和信用便利等。

作为提供这些服务的交换，公司创办人得到一定的特权，如有权以银行券的形式印发货币或具有专营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特权许可制受到了日益增多的抨击，企业家们呼吁有权向公众提供相似的服务，一些社会公众也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公司的侵害而开始反对特许制，货物托运商抱怨从事运输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中获取垄断地租。

类似地，小商业者和农民则认为立法机构授予了股份制银行随意缩减或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权力。

所有这些对垄断特权的担忧和不满逐渐形成了对公司这种组织形式的普遍抨击。

有评论家断言，相对于合伙经营制来说，有限责任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增加资本的有利条件，也为它们带来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他们担心（尽管有些矛盾）由于公司业主（股东）在管理上的被动，股份公司不能像采用合伙制形式的企业那样有效率。

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导致股份有限公司的废除，而是形成了一种舆论倾向，即主张通过增加公司执照的可得性来降低特权成分。

面对政治压力，立法机关的回应是增加执照的发放数量，尤其是在19世纪30年代，公司法的通过使得任何个人和团体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和付费就能组建公司。

1837年，这些扩大公司进入的措施在《查尔斯河桥梁决议》中获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批准，最高法院宣布公司执照并不表明公司享有独占权。

然而，早期形成的反对股份公司的持久影响使得各州继续行使着监管的职能，以便确保股份公司不具有优于合伙企业的不正当优势，并确保它们的管理人员的行为是负责可靠的。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州立法机构在公司执照的发放中插入了监管条款，最高法院决议中除规定公司执照是不可侵犯的契约之外，还照例增加了允许各州单方面改变执照细则的条款。

监管条款包括要求银行性公司必须提交半年的财务报告，以限制公司可以筹集的资本数额以及企业可以从事的活动。

立法机构还要求公司制企业采取特别的管理结构，比如限定董事会的规模和构成，公司高级职员选举的频率，以及大股东可以行使的投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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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商业组织和经济集中化（5）

19世纪早期，相对于合伙制企业而言，股份公司这种组织形式的采用意味着大量灵活性的丧失。

由于法律对管理形式的限定，公司成员丧失了签订合同的自由。

相反，他们不得不接受政府强加的组织形式，公司也丧失了随意增加股本或当出现机会时转移到新的业务范围的能力。

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法律过于严格，限制了垂直一体化的机会。

比如，在19世纪末期的得克萨斯州，将公司限制于某一特定行业的一般公司法和禁止实际控股的反托拉斯法使得企业间的垂直一体化变得不可能，从而阻止了美孚石油公司进入得克萨斯州的石油行业。

股份公司这种组织形式的主要益处是允许股份让渡，并实行有限责任制，这就使得公司更易于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

以波士顿联营公司为例，该公司以有限责任的形式来组织它的纺织厂，因为这种形式可使它从那些对其他行业感兴趣而又不愿参与合伙经营的亲戚朋友处筹得资金。

实行股份制企业的另一个好处是，波士顿联营公司可以在股市上出售它的部分股票并从股票价值的升值中获得好处。

然而，这种筹资的优势在19世纪的头几年并不显著。

首先是制造业企业的股票销路欠佳，除了像波士顿联营公司等少数几家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之外，大多数制造业公司都很难将它们的股票出售给普通公众，因为公众认为这些企业是有风险的。

结果，大部分制造业公司发行的股票都由那些与公司发起人有个人关联的人持有，这与合伙经营的资金构成方式有相同之处。

再者，就信用市场而言，实行有限责任是绝对不利的。

一般银行和其他债权人要求大股东在贴现公司票据之前必须提供个人担保。

而且，也有其他一些利用社区储蓄的方法，19世纪早期许多制造业者与一些合伙人和亲属联合在一起以获得组建银行的特许。

这些银行组织成为创立人所属的企业的资本供给机器，其中企业包括除工厂之外的多种其他形式。

例如在罗得岛，罗兹兄弟（Rhodes　brothers）在19世纪40年代与很多亲戚联合组建了波塔克斯特（Pawtuxet）银行，银行50％以上的资金都转化为贷款并用来支持罗兹兄弟在纺织品制造、交通、贸易和房地产投机上的各类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