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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1页）

力的核心动力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鼓励税收政策，如果它是经济掠夺者的话，又应该和能够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以打击它。

争论的结果是国家实行了一种新的税收体制：“敲富人的竹杠”

（soak　the　rich）的所得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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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背景（4）

因而，在危机阶段，打一场现代战争的压力与打破公司特权的强烈要求是相吻合的，伍德罗·威尔逊和民主党人转向了共和党的财政政策。

民主党人接受了共和党人所要求的税收政策，正像共和党人接受他们的关税政策一样，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强有力的国家和经济的繁荣。

但是民主党的新税收政策受到了与公司财富有关联的特权集团的攻击而不是支持。

补充到战时税收法案中去的民主党人的税收计划将经过实验的所得税转变为主要的联邦税收工具；这个计划引进了联邦遗产税；它第一次对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课以重税，但反对将所得税扩大到更广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没有扩大到对工资和薪金征税；最后，这个计划采纳了对公司“超额利润”

征税的观念，而且在所有的参战国中，美国是唯一把超额利润税作为战时筹资核心手段的国家。

这种所得税——对超过“正常”

收益率的所有商业利润征收累进税——激怒了公司领导人。

再分配性质的税收与战时得到加强的财政部（包括美国国税局的前身国内税收局）对美国的公司构成了战略性的、长期的威胁。

大型公司的上层人员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他们认为他们的金融自主性受到了威胁。

此外，强有力的新税收体系也对联邦政府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联邦政府现在显然是处于平等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

事实上，战时筹资问题是激化公司对威尔逊政府的敌对情绪的最主要因素。

这一税收计划导致了民主—中央集权制的倡导者、“敲富人的竹杠”

的税收体系的支持者与公司领导人在此后的20多年中一直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

尽管商业信心受到了损害，但威尔逊政府和国会的民主党领导人还是对在不伤害国家基本经济结构的情况下推行的激进税收计划充满信心。

他们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战时财政政策的其他四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压力而最低限度地使用借款来筹集战争资金。

美国参战之前，威尔逊和麦卡杜运用1916年的《税收法》，在根本没有借款的情况下筹集资金备战。

美国参战后，他们决定将战时借款限制在战争开支的一半以下。

1917年6月，在第一次自由公债取得成功以及估计的战争成本大大增加之后，他们放松了对借款的限制，而且在1918年将借款提高到了战争开支的23。

但这一借款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中还是最低的。

由于有税收政策作为后盾，威尔逊政府拒绝了包括最有实力的银行家在内的商业团体的建议，这些人从传统观念出发，认为他们对于管理公债负有主要责任，他们同时欢迎更大规模的战时借款。

第二，威尔逊政府以低于相对无风险投资收益率的利率发行长期债券，这些债券的利率甚至将联邦债券持有人的税收利益考虑在内。

这一决定与商业团体和职业经济学家的建议背道而驰，他们几乎一致地建议以相当高的利率发行债券。

威尔逊政府没有采纳这种不顾及未来，尤其是不顾及战后联邦政府利息负担的建议。

威尔逊和麦卡杜设计的低利率和有限借款的政策避免了富人购买大多数债券并以此挟制联邦政府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美国内战后就曾发生过。

麦卡杜部长宣称：“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允许任何单个阶级挽救或者把持国家。”

第三，威尔逊政府采用“中央集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