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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会也是在地产银行的赞助下形成的。

除了这些银行外，私人拥有和管理的股份合作制地产银行（Joint　Stock　Land　banks）也由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the　Federal　Farm　Loan　Board）批准成立，并被赋予出售免税证券的特权。

农业问题也促使1923年通过了《农业信贷法》（Agricultural　Credits　Act），这促成了联邦中介贷款银行（Federal　Intermediate　Credit　banks）的建立。

地产银行和中介贷款银行都被允许向商业银行和农业合作组织贷款，并出售由农业票据担保的债券。

联邦政府介入农业金融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现实困境，但是这确实扩大了对分期偿还的长期农业抵押品的运用。

与现存贷款相比，地产银行提供的抵押品期限超过了40年，并且利率相同，而现存的贷款一般期限不到5年，且执行不同的利率。

就像商业银行改革的效果一样，联邦政府对农业银行的干预不一定改变了现存机构的运作方式，但是弥补了它们的一些很明显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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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业的繁荣时期（1）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商业贷款从短期变为长期，20世纪20年代这一改变加快了速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发行委员会（Capital　Issues　mittee）限制了新的企业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的流通。

一旦放松了管制，每年发行的新证券平均超过了2亿美元，1929年这一数字上升至8亿美元，达到顶点。

老的公司、新的企业、公用事业、国家以及州政府都是国内证券最为重要的发行者。

虽然发行的债券、票据和优先股增多了，但普通股票的增长更快，到1929年时，其在新发行的证券中所占的份额超出了一半。

正是随着普通股票市场的繁荣，才有了经济发展，向市场发行新证券的成本也才能下降。

虽然1929年的投资所达到了3　000家左右，控制初级市场的只是五六家运转良好的公司。

为了应付巨大的发行量，这些公司将保险企业组成辛迪加，以购买新的债券和股票。

由于承销辛迪加有风险，要求成员具有足够强的实力可以承担较大的冒险行为。

不久，国家立法机构开始出台法律规范保险公司的行为，投资银行被迫调整其证券承销辛迪加的结构。

它们是理想的联合成员，有稳定的资金流量，不受即时需求的制约。

相比而言，商业银行不能参与任何股权联合，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规模受到设立分支机构限制的制约。

互助人寿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公司以及纽约人寿保险公司都是这一行业的巨头，它们的保单销售在整个人寿保险销售中所占份额达到一半。

这些保险公司主动与顶级的投资银行联姻，以获取贷款和其他帮助。

由于抗议对保险公司控制的斗争，纽约于1905年进行的阿姆斯特朗调查案（Armstrong　investigation）谴责了金融企业之间互相联合获利的行为。

次年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改革法案，其大部分内容被19个州采纳。

纽约州的法律禁止人寿保险公司承销证券，并命令其卖出它们手中的股票。

由于人寿保险公司现在被排除在保险业以外，投资银行被迫扩大它们辛迪加的规模，缩短其持续期（duration），并且吸收更多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加入。

对新兴行业的融资为那些位于中西部和西部的、发展不成熟的投资银行以及商业银行的证券附属机构提供了向那些成熟的东部银行机构挑战的机会。

这些成熟的证券机构，包括摩根公司（Morgan　&　Co。

）、库恩·洛布公司（Kuhn，　Loeb　&　Co。

）等，缺乏有远见的销售策略，与一些外行客户合作，并经常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公司业务无关的事情上。

这样，它们就将一个日益增长的市场拱手让给了新企业去开发，这些新企业建立了零售商业网以支持它们的投资银行业务。

新的企业还采取批量市场技术，通过广告和直接邮送的方式推行小面额的证券。

对于一些投资银行、券商以及证券附属机构而言，关注的重点在于小投资者。

在有限的既定资源下，并非所有的小投资者都能够充分地将其证券组合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