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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储蓄与投资模型（3）

有些人坚信，储蓄投资率上升是由于投资需求曲线的右移，他们主张资本利用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革，并将储蓄和投资份额的上升视为索洛式（Solow　style）的新古典主义转型的一部分。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使我们可以看到收入资本化份额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给定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以及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可能的替代弹性，用总生产函数模型来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变迁是旨在节约劳动和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需求曲线一定是向右移动了。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产出比率一定是上升的。

这可以解释为资本利用技术提高的结果；但同样也可以（而且已经）解释为储蓄率的上升造就了充裕的资本市场并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深化。

这些导致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因素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事实上，美国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各个部门的比率，比如各个制造行业的比率是上升的。

美国经济结构最明显的变动——制造业的上升和农业的相对下降——显然降低了总资本产出比，而不是提高了这个比率——因为制造业的平均比率要低于农业。

美国总资本产出比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运输部门比率的上升。

这一部门资本产出比率高，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个资本密集型部门，另一方面是由于运输企业“具有不可分割性（以至于）资本存量的大小并不能和它所承载的年运输量——对应”

。

这意味着经济规模要超过现有投入使用的运输能力是需要时间的。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总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是否应该被认为是技术变迁或者是经济结构变动的结果呢？这些变动带来了西部运动、城市化、工业化——一系列伴随着储蓄函数右移的结构性变化。

有人建议，判断储蓄和投资函数移动的相对重要性的方法是看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上升，那么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是投资函数的移动；如果实际利率下降，则可能是由于储蓄函数的变化。

但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行，利率反映的是国际市场的状况而非美国国内市场。

因此，上述观点已经受到了挑战。

如果外资的流入远大于整个美国的投资，那么这一观点将很难成立。

我们知道，资本有时流入，有时流出，这种情况很常见。

只有当资本流入量非常小时，国内投资才占主导作用。

我们认为：外资的流入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至少对资本市场趋势的影响——不可能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改变由国内资本单独决定的无风险利率。

当然，在美国内战期间和随后的几年里，资本流入异常之大，投资率上升得非常快，这种解释就不适用了。

将实际利率作为判断储蓄和投资相对重要性的标准的第二个缺点是：利率的变化同时依赖于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相对变化以及曲线的弹性。

例如，假定供给曲线（储蓄函数）是富有弹性的，那么，如果资本需求明显膨胀，则利率将下降，同时储蓄函数只向右轻微移动。

到目前为止，该领域的争论者们尚没有对储蓄函数的可能弹性达成一致：一些人认为它可能非常大，而另一些人基于现代的一些证据则坚持认为它一定非常小。

最后，由于计算实际利率有不同的方法，而不同的名义利率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

事实上，对于实际利率还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

（在本卷的最后，为36有意继续深入钻研这些问题的读者列出了一些参考文献。

）

投资和资本存量的结构

在19世纪末，投资和资本存量结构——按传统方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对实际数量而言。

变动最大的是耐用制造品和存货（包括牲畜存栏）：相对于投资的其他部分而言，当用不变价格来衡量时，耐用制造品更为重要，而后者变得不那么重要。

存货规模的相对下降，反映了农业部门的命运，这个部门有着大量的存货——牲畜和农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