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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部分（第3页）

宋、陈之间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适洪述祖因宋争内阁，恐赵不能安于其位，欲败宋之名誉，以全赵之位置，托应求宋之劣迹，应以之告陈，陈乃利用此时机，假应、武之手以杀宋，而归其罪于中央。

其用心之狠毒，实为意料所不及。

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陈者。

盖应、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为反陷之举，遂毫不设备，亦不遁逃。

而陈事前既为间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

既获之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经供出。

陈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改，复以威吓应谓能诬赵、洪则其罪决不至死，且能以巨资相赠，若直供不讳必置之死地而后已。

及移交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而以巨金贿西医剖验以为病死，于是应益有所惮而不敢言。

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律师，且谓非转移他处不在若辈范围以内，则此案真象，必不可得。

渠在监内日夜防护，以巨金赂典狱者，每食必与人共座，俟人先尝，然后下箸，否则不食，其危险之状已可想见。

黄克强前此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

既为法部所扼，计不得售，则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

日前竟有要求审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赵、洪死刑之请。

幸厅长尚未允诺，然闻若辈之意，非办到此层不可。

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若能办到，但移至湖北，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

宋教仁被刺后，凡牵连宋案的人都在后来不得善终，如：

武士英在监中糊里糊涂死去。

应桂馨在民国2年7月25日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逃到青岛躲避风声。

国民党讨袁战争（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应认为是个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

的通电。

第一通电报说：“叛变削平，宋实祸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明令平反冤狱。”

第二通电报说：“宋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余荣；武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

彼国民党不过实行宋策，而种种戏剧实由宋所编制，当时若无武之一击，恐今日之域中，未必有具体之民国矣。

桂馨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伏求迅颁明令，平反斯狱，朝闻夕死，亦所欣慰。”

10月20日他公然由青岛到北京，住在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他的旧相识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

他写信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

的诺言，并且张开狮子大口要求给他“勋二位”

和现金50万元。

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

有人提醒他说：“老袁不是好惹的，你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

他指着鼻子狂傲地说：“我应桂馨是什么人？他敢拿我怎样。”

这些话当然都传到袁的耳朵里。

由于应经常住在樱桃街胡翡云的班子里，民国3年1月18日晚上，有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来，刚巧这天晚上，应不住在这儿，四个大汉搜了一会儿便失望而去。

经此一搜，应才知道老袁真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便匆匆地离开了北京。

他虽然走得快，袁下手得更急，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他便被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个侦探王双喜杀死。

至于洪述祖一直避居青岛，到民国6年，大家对宋案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时，他认为没有问题了，才化名张皎安回到上海，却因为债务关系，被一个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

当他偿清债务，请求原告撤消诉讼，从捕房里跑出来刚要上汽车时，就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的秘书）死死扭住，扭到上海法院，后来转解到北京，以主使杀人罪名于民国8年4月5日被处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