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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远去的教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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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读过书又教过书，但当时他主攻的是法律和经济，研究社会学是后来的事。

他的著作很多，但我最早读到的是一个英国学者编的节选本，中译由三联书店出版。

版本很小，也很薄，但学术分量很重。

这样的小册子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出了一大批，大家争着阅读、探讨，算是对半个多世纪脱节的匆忙补课，一下子把思想学术文化园地全盘推动起来了。

那年月现在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感慨万端。

韦伯那本书的书名和节选者的名字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但很多观念却历久不忘。

例如，与我们这次系统地考察欧洲有关，韦伯对西方文明特征的论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记得韦伯认真比较了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之后，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系列来自于希腊、罗马，成熟于市场经济的精神和方法，像理性观念、公民观念、专业观念，像社会结构意识、自由劳动意识、海上贸易意识，像系统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组合在一起才是西方文明，不能抓住一点，以偏概全。

他知识渊博，广泛引征，很有说服力地一再证明，许多历史现象也在东方发生过，但由于精神走向不同，基本观念差异，运作方法有别，便与西方文明南辕北辙，而西方文明也就在这一系列的不同和差异中建立起自己的本性。

我曾经怀疑过，一个远在海德堡的学者，能对东方社会有多少了解呢？尤其是对重门叠户、深不可测的中国，会不会有太多的武断？但后来这种怀疑渐渐解除了，因为我读到了他专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篇章，其资料之细、选择之精、运用之妙，实在让人惊讶。

须知在他的年代，中国的历史档案和社会资料还不可能大量地供西方学者选择。

大家都会记得他分析中国社会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诸多原因，例如：没有官职保障的财富无法成为社会荣誉的基础，没有法律地位的企业难以成为城市的主角，没有经济代价的国家义务取消了自由劳动市场，没有宪章契约的同业行会怎敢进入自由的竞争，等等。

他还精细地发现，在古代中国，皇权虽重，家族的实际权力却超过国家的行政权力；工艺虽精，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兴趣却超过对产品制造的兴趣。

而且这一切，最后都成为一种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气质，即便有局部改良也很难有整体突破。

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显得普通，但我在初读之时确实受到震动，觉得我们太少在世界视野中来审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了，而且在学术气度和研究方法上，我们也过于狭窄、琐碎、刻板、重复。

从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斯·韦伯，告诉我现代社会学是什么。

今天我在他的学校里长久流连，看着那些古老的校舍还是难以置信。

早已远去的教授，你居住在欧洲腹地，也没有去过中国，怎么会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的城隍爷是只对地方负责的实用主义神祇，中国的“法”

即便以说文解字的方法看也起于河道管理和水源分配之类很内行的民族文化隐情？记得有一次读到他头头是道讲述我家乡浙江的事情时忍不住笑了，他居然获得资料判断温州的金匠行会很长时间内由宁波人组成！

这次考察欧洲，印证了他对欧洲的很多分析。

例如，在他那本享誉世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明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其实早就存在，而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那就是新教（基督教）及其伦理道德、行为准则。

他说，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义的拯救、赎罪、忏悔理论，通过祈祷让人们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与商业经济长期对立；而改革后的新教则认为灵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会和仪式，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

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资本流通、会计核算而获得利润的正派行为，推动了工商企业的发展。

这就证明，新教伦理也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这些论述，是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评价，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准确揭示。

我们在欧洲旅行，两眼离不开无处不在的教堂尖顶，两耳躲不掉时时鸣响的教堂钟声，他的论述，对我们是极好的引领。

韦伯写了这些著作后还曾有过一段从政的经历，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魏玛共和国，几乎成了政治理论的主心骨。

晚年是在慕尼黑大学度过的，其实也不能说“晚”

，去世时才五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