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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3页）

在古老的太鼓塔上挂起了五色旗，同时苏联大使馆（旁注原文如此。

——译者）被火烧，自治政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勉强成立的，直到今天它还毫无统治能力。

中国人完全缺乏自信心，日本人有一方同意给予援助，而另一方则予以拒绝。

有教养的中国人依然表示沉默。

红十字会申明，自治政府只为发展中日某种共同事业而进行合作（《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九至一七○页）

这一普通报告所记述的关于日本军对南京市民进行屠杀、强奸、放火、掠夺等所犯下的罪行，与埃德加·斯诺所写的不同，那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亲眼目睹和直接听到的事实，它记述了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内的情况，是秘密记录。

我认为，记述的内容虽不那么详细，但总可以说是有关南京事件的重要资料。

而且据推测，笔者德国人正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设置“安全区”

　的“国际委员会”

　主席拉贝（John　H。

　D。

　Rabe，西门子洋行职员）。

国际委员会主要就日本军对安全区市民所犯下的暴行提出报告，它已由徐淑希教授编辑出版，题为《南京安全区档案》。

其中一部分内容也被收录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这已在前面介绍过了。

这些报告列举了从十二月十日以后到次年（昭和十三年）二月七日期间连续发生的事件，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过二十余次。

内中报告了四百四十四件日本军人的犯罪事实。

另外，国际委员会委员之一、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根据拉贝主席的建议，在日本军人城后，除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外，又单独用打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内容是反映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最大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

贝茨教授把这些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抄录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它是为检察方面向法庭提出作准备的（贝茨以证人的身份站在法庭面前，由于他是知识分子，因而不提出口述书，而是应检察官的直接讯问，予以口述）。

教授除向日本方面提出这些报告外，又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向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综合报告，内容是关于在美国国旗下保护难民的金陵大学遭日本军破坏的情况，其概要情况已在上述宣誓口述书中谈到了，这里介绍如下：

在这些报告（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报告。

——洞富雄注）中反映说：一般武装士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一千七百二十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强行拉走六百四十七人，凌辱妇女二百九十人，杀伤事件超过六十起，还犯下了其他暴行以及撕毁美国国旗七次。

在此报告中未包括这些情况：有记录在册的四百名以上男女工人被转移和强制劳动，据说因他（她）们过去曾在中国军队呆过，而现在避难于南京大学（金陵大学。

——洞富雄注）

内。

毫无疑问，日本军的凌辱和暴行的实际件数要比报告中提到的多得多。

很明显，　那是由于沉默，或担心报复而不愿多提出来（前引书1，第五十七页）。

可以这样说，参加攻打南京战斗的日本军官兵中，过去根本没有人对身临其境的屠杀事件讲过话。

然而，在昭和四十六年，我开始能够看到了两、三份这种证词和坦白材料。

这里介绍两份值得注意的材料，都是作为士兵参加南京攻陷战的人们说的。

生于东京的冈本健三这样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

我目击了屠杀的现场。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

我们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查问之类的事情来。

虽然要中国人填写出生的年、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人很少有人会写字。

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活。

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讲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另行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