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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把兄弟之间的矛盾外化为妯娌之间的矛盾。

也正因如此，所以很多人也怀疑大毛家之所以辱骂二毛家在分家的时候占了自己的便宜，主要是大毛对自己弟弟二毛在分家过程中言行的不满和报复。

农村的特有生产生活居住方式，让兄弟之间的接触比较多，联系自然而然多了起来。

比如共同的父母，农业生产上的合作，生活上的扶持等。

这些都是非常模糊、没有明晰界限的，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日积月累而间隙愈大。

也正因为如此，在乡村社会中，兄弟之间的合作和互助相比较起来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么多和频繁。

比如在乡村，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在不特定的时期面临突如其来的经济压力，建房、疾病、购买比较贵重的生产用具或是儿女考上大学并因此需要支付一笔高昂的学费，如果家庭积蓄不足以应对，就需要向亲友邻人筹借。

但是我们发现在乡村借贷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借贷行为都是发生在自己和自己的姐妹和妻子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子辈之间（即儿子的姑亲、舅亲、姨亲和表亲），自己的兄弟则考虑得比较少，原因可能是兄弟之间有着更多的直接利益摩擦或冲突（比如对父母财产的潜在所有权、父母赡养义务的分配等），关系不十分融洽的情况居多。

此外，如果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此时，兄弟之间的行为也受到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于兄弟之间会因为顾及家庭的“脸面”

而不太过于计较，或者因为在社会压力之下，相互之间也不会过分争执，或者有了争执，也会主动控制事态，不让它扩大化。

就像上面的故事所叙述的一样，二毛顾及到了自己父母在乡村中的脸面问题，不肯与哥哥撕破脸皮，放弃了去派出所报案的想法。

三、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家庭关系通常承载着家庭的伦理价值观，由此，一定程度上通过对传统和现代乡村家庭关系的考察和对比，就可以透视乡村家庭伦理的变迁轨迹。

传统的中国社会曾经建立起了一整套支配婚姻家庭生活的伦理规范，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和邻睦等等。

但是，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始荡涤整个社会后，面对社会分层的重组、组织结构的瓦解、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松动，传统的婚姻家庭伦理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比如，儿子们可以用各种借口对自己的不孝行为进行辩解，家庭内部出现了代际间非对称性的权利与义务观念：老年人对子女的义务依然存在，他们需要负责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而父母尽了自己的义务，却没有约束儿女尽孝以及听从长辈意见的能力。

在儿子们相互之间的比较中，父母任何偏向性行为都会被其他儿子及其媳妇指责为偏心，更有甚者还会编造“莫须有”

的罪名套到父母身上，使之成为自己可以不谨守孝道的理由。

总之，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家庭关系伦理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等多重矛盾的作用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社会中的关于家庭关系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冲击了走出村庄的年轻人。

一方面村民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原来的家庭生活伦理发生了变异，另一方面留在村里的人又根据这些现象来建构起了对外面世界的想象，电视等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情感生活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想象，于是，这种想象在农民那里就逐渐成了一种真实，并且造成对原来的乡村社会传统家庭关系伦理极大的怀疑与冲击。

由此，作为这一变革之产物和指导乡村社会家庭关系的伦理观，也面临着在重重矛盾中重建的艰巨任务。

中止与延续——死亡的社会文化意义（1）

一、故事

村里有位老人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在L村里算是高龄。

老人自从开始发病，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在医院里持续昏迷了三天之后，人们知道除非出现医学奇迹，否则老人是不会再醒来了。

这时候，要不要继续坚持治疗下去成为横亘在老人子女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一方面是高额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是难以割舍的亲情。

老人的家族成员经过协商，最终选择了放弃，这在农村太平常，也似乎很正常。

生老病死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规律。

只是遗憾的是老人没有等到外出打工的三女婿的归来，三女婿某种意义上是以儿子对待的。

由于老人没有儿子，在当地没有儿子可以招女婿上门，而且所生小孩随母姓。

但是，由于老人三女儿家的几个孩子都随三女婿的姓，在当地人眼里，三女婿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养老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