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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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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依据其所持有的有关一些原型或者乡村社会的生育逻辑，通过主观再创作，来对它们重新排列组合或者推论，在此过程中，也就维护或再生产和传承了故事。

但他们绝不是在盲目地编造故事，那些村落中人们都熟悉或者公认的有关乡村生育的逻辑，都通过讲故事的人的加工而被生产出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通过话语而被理解。

此外，从村民们对这个生育故事中一些细节的再三重复强调来看，也可以透视出人之外的各种历史和不同时间感的文化如何“再生产”

具体的观念，可以体现人作为无法控制命运（由个体之外的因素决定）的个体如何“再生产”

历史和文化。

（三）性别偏好实际上就是农民的一种集体建构

以往，很少有研究者对于性别偏好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具体表现和运作的进行专门研究，更没有人把性别偏好当作一种集体建构。

即使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性别偏好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生育实践，也大都把性别偏好当作一种既定的传统生育文化或者说潜在的一种生育文化背景。

因此，这些研究者大都遵循着历史决定论的逻辑，十分笃信生育文化对于生育实践的强大影响力，动辄就搬出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等传统生育文化观念来解释我国目前，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生育实践。

能不能把现代的生育实践简单地归因于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呢？这些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又是怎样作用于现代人？我们认为，这绝不是用简单还原为传统文化观念就能解释的。

相反，我们认为必须把性别偏好当作一种社会记忆，必须把性别偏好当作一个不断地被“重复建构”

记忆的过程。

只有这样，我们对生育实践逻辑的理解才可能更深刻。

比如，在上面的故事当中，故事内容所反映出来的农民“重男轻女”

的生育实践就是性别偏好被成千上万次“重复建构”

记忆的过程。

在这个记忆过程中，“重复建构”

不但使农民关于自己生育偏好的“集体记忆”

被保留下来，而且，这种对“集体记忆”

的“保留”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不断经历着被“创造”

和“强调”

的过程。

因此，在生育偏好的解释上，简单还原论的思维方法除了推卸责任之外——把生育偏好归于古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

记忆与想象——男孩偏好的生成“逻辑”

（6）

进一步说，我们不能把性别偏好简单地等同于过去既定的事物和观念，而应该把它视作是一种变动不居的、开放的意义与行为在社会实践中的动态过程。

性别偏好观念并不是模具，现实中的人们的生育行为也不是由这个模具铸就的。

性别偏好观念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要在某种机制和条件下才会发挥作用，要受现实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人格特征和社会情景的限制。

因为，某种文化观念要能够承继下来并在现实中影响人们的判断或指导人们的行为，一定是经过了现实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人格特征和社会情景的筛选，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地建构出来。

这也就是说，现实的生育规则或者说生育理性是由现实的人们自己创造的，当然他们活动于其中也受其制约。

这也就正好印证了社会记忆理论一直强调的建构性，即人们头脑中的“过去”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实在，而是一种变动不居的集体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