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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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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杰斐逊，礼拜一已经算不得多么特别的日子了。

镇上的街道经过了铺砌，焕然一新，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不断地砍掉路边遮阴的大树（水栎、刺槐、枫树、榆树，无一幸免），空出的地方栽上了一根根铁杆子，杆头挂着一串串肥肿的葡萄，白惨惨的，毫无生气。

一家洗衣店开了起来，但逢礼拜一，大清早便有一辆辆颜色鲜艳的特制汽车四处转悠，挨家挨户地收罗成包成包的衣服：那电喇叭警报似的急急一阵鸣叫，整个礼拜攒下的脏衣脏裤就像鬼影一样随着车子一起消失不见，只听得那轮胎碾着柏油路面，发出绸布撕裂一般的声响，直扎耳朵，久久不绝。

现下，即便是那些依着老习惯给白人洗衣服的黑人妇女，取活儿送活儿时，也都用上汽车了。

十五年前的光景可大不一样。

每逢礼拜一早晨，在灰土满地、浓荫蔽日的宁静街道上，随处可见缠着头巾的黑人洗衣妇。

她们用被单将衣物扎起（一捆捆足有棉花包那么大），稳稳顶在头上，从白人家的厨房出门，一路走到“黑人谷”

，手连扶都不扶一下；“谷”

里一间小木屋的门旁，摆着那口黑乎乎的洗衣锅。

南希总是先顶起衣包，再将那顶不论冬夏日日不离身的硬边草帽往上一盖。

她个头挺高，脸上颧骨突出，面露哀色，缺了几颗牙的地方嘴还有些瘪。

我们几个偶尔会跟她一段路，走出巷子，越过草场，眼睛盯着她头顶瞧，只见那衣包安然不动，草帽一颤不颤，即使在水渠里爬上爬下，抑或弓着腰穿过栅栏，也照样顶得平平稳稳。

遇到小沟，她会四肢着地，俯下身子爬过去，再站起来接着走，而头却始终保持原样，直直抬起，一大捆衣服既像块石头，又像只气球，妥妥当当，丝毫不晃。

有时候，洗衣妇的男人们会帮着取送衣物，不过耶苏（也是黑人，矮个子，脸上还有道刀疤）却一次也没帮过南希，即便是在爸爸将他拒之门外以前，即便是在迪尔西生病，南希来给我们做饭那会儿，他也从未替她分担过。

而且，该南希来家里做早饭时，十天里有五天我们得穿过巷子去她家喊她催她。

爸爸让我们别跟耶苏打交道，于是我们在水渠边就停下，朝南希家丢石头，直到她一丝不挂地走出来，斜着脑袋往门上一靠。

“为啥砸我家房子？”

南希说，“你们这些小鬼头想干吗？”

“爸爸叫你快来做早饭，”

凯蒂说，“爸爸说你都晚了半个钟头了，叫你马上来。”

“我可没想着做啥早饭，”

南希说，“让我睡醒了再说。”

“你肯定喝醉了，”

杰森说，“爸爸说你喝醉了。

是不是，南希？”

“谁说我喝醉了？”

南希说，“我得先睡够了觉，可顾不上想什么早饭的事儿。”

于是，我们放下石头，掉头回家，南希很晚才到，连我上学都给耽误了。

所以我们总觉得她私底下在偷偷喝酒。

那天她被人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半路还撞见了斯托瓦尔先生——一名银行出纳，也是浸礼会的执事。

“嘿，白人，”

南希开口说，“你啥时候付我钱？到底啥时候？你这白人，都三次了，你一分钱都没给呢……”

斯托瓦尔先生一拳将她打倒在地，可她仍不住嘴，“你啥时候付我钱呀，白人，都三次……”

斯托瓦尔先生上去又是一脚，鞋跟直直踹在她嘴上。

警官上前拉住先生，南希躺在大街上，一个劲儿地发笑。

她转过头，啐掉嘴里的血沫与碎牙，说道：“他已经有足足三次没给过一分钱了。”

南希就这样丢了几颗牙。

一整天，全镇上下在谈论她和斯托瓦尔先生；一整夜，路过监狱的人都能听见她又是唱歌又是号叫。

大伙儿看见她两手扒着窗上的铁栏，不少人都在篱墙前驻足停留，边听她嚷嚷，边听牢里的看守如何想方设法堵上她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