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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6页）

三字较为慎重地表达了《新青年》在五四前夕的社会影响。

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

这无疑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

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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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方杂志》竞争（1）

清末民初的报刊，基于不同的运作模式与风格，大致可分为商业报刊、机关团体刊物与学界同人杂志三类。

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53页。

像《东方杂志》一类注重商业效益的刊物，立论力求“平正通达”

，尽量关照各个层面不同观念的读者；像《新民丛报》、《民报》一类刊物，因代表党派团体立场，立论力求“旗帜鲜明”

，甚至不惜“党同伐异”

；而学界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向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立论多据学理，运作不以营利为目标。

《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为商务印书馆所经营。

该刊的栏目与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新闻报道、时评政论、文化批评、学理文章、文艺作品以及翻译、图片等，形式不拘一格，观念亦兼容并蓄，虽然缺乏鲜明特色，销量却相当可观，在都市文化界甚具影响。

五四以前，《东方杂志》在一般文化人群中流行的程度，可能大大超乎我们的既有认知。

吴虞、恽代英等人在1915~1919年间的阅读记录，也许可以提供一些个体例证。

清末民初的吴虞是一个甚不得意的读书人，被成都士绅界目为“大逆不道”

的人物。

吴虞之“发迹”

并上升为全国舞台上的知名人物，与《新青年》杂志密切相关。

查吴虞1911~1916年间的阅读记录，他常年订阅的杂志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进步杂志》、《小说月报》、《国民公报》、《学艺》、《甲寅》等。

其中《东方杂志》又是吴虞最常订阅者。

据吴虞日记，他最早知道《新青年》并首次与陈独秀联系，是在1916年12月。

《吴虞日记》（上），第272~273页。

吴虞向《新青年》投稿之际，亦开始订阅《新青年》。

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成都当地报纸多不敢登载，而陈独秀将其连载于《新青年》。

吴虞大为感奋。

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嫌《东方杂志》“精神上之文字少也”

。

《吴虞日记》（上），第295、298页。

到1917年7月，吴虞即明确表示以后不再续订《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刊，《吴虞日记》（上），第328页。

独钟于《新青年》。

与吴虞相似，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也有一个由《东方杂志》转向《新青年》的过程。

青年恽代英十分爱看杂志。

1917~1918年间，恽氏常年订阅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