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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3页）

，并且“和平共处”

、“互不侵犯”

。

这不能不说是远东法庭里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现象。

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实地调查

检察处在起诉准备中的第三项工作便是派人到各地去对战犯们的罪迹进行现场采访和调查。

由于日本战犯的罪迹遍及全东亚和太平洋区域，这种采访调查当然不可能普遍、全面，而只能是有重点地、有选择地进行。

这种方法对于某些种类的罪行是特别适宜的，对于某些其他的罪行却没有多大用处。

例如，破坏和平罪中关于日本侵略政策的形成以及侵略战争的发动，这种证据只有从日本政府档案、主要战犯的口供等方面去找，派人到外地去采访调查是不会有结果的。

但是对某些日本战犯在亚洲各地命令或纵容部下大规模地屠杀平民、虐待俘虏、烧劫财产、强奸妇女等种种非人道的暴行，派人到犯罪地区去作现场调查的好处是很大的。

第一，他们可以向当地亲历目睹的人们录取证词，由陈述者签字后将来便可作为书面证言向法庭提出。

由于证人是罪行的亲历目睹者，他的证言便是第一手资料，其作证价值是巨大的。

第二，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可以预先约定所谓“关键性证人”

（key　witness）在审判的适当阶段中到东京来出庭作证，用口头的陈述对被告战犯做有声有色的控诉。

由于实地调查访问的方法对大屠杀一类的暴行特别适宜，国际检察处在法庭讯审开始以前曾经有重点地采用过多次；并且很有收获。

例如，关于日军在马尼拉等地的暴行，“巴丹死的进行”

，缅泰路的强制劳动，南洋各集中营中的任意虐杀等，他们都曾派人到菲律宾、印尼、缅甸、南洋各地去作实地调查，收集了不少的书面证词。

然而做得最有成绩的还是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实地调查。

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最突出的暴行，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杀人之多，都是历史上所罕见的。

这事件曾经轰动全世界的舆论，遭到善良人类的普遍谴责。

负责控诉日本战犯罪行的国际检察处当然要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重点去处理，特别是由于这件事的祸首和主犯不是别人而正是已经逮捕在押的松井石根大将。

为了彻底弄清事件的真相和收集较多的证据去支持检察方面的控诉，检察长季楠在1946年3月初便调用了一架盟军总部的专用飞机，在中国陪席检察官陪同下，亲自率领了六七名得力的检察人员浩浩荡荡地由东京来到中国，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盘桓了约两个星期之久。

诚然，季楠等人之来到中国是另外有一个目的的，那便是要在中国观光、游览。

游览观光无疑地是季楠一行人来到中国的一个重要目的。

在季楠返回东京以后，有人问他这次旅行的收获如何，他回答说：只要看到一个北京的天坛，便不虚此行了。

他对中国古迹名胜的估价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季楠在美国执行律师业务多年，颇具资财。

他那次在中国买了不少的古玩、字画、锦缎和首饰。

他对中国当时市场上流行的讨价还价的制度最具反感，常常埋怨他买某件东西所付的价钱有时竟超过其同行人员买同样东西所付价钱的两倍以上。

季楠常对人说：“中国是文明古国，古迹名胜之多甲于天下，到了远东而没有到过中国，那将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然而季楠一行人毕竟是为了调查证据而来的，因此，他们也做了一些收集证件、访问证人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来华期间，他们访问了一些官方机关和慈善团体，收集了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统计数字，访问了一些亲历目睹的中外人士，取得了许多份书面证言，并且预约了十来个有力的证人到东京去出庭作证。

此外，关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中日军队谁首先开火的问题，他们也作了一些调查，并且也预约了几位关键人物（如当时的宛平行政专员兼县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到东京去出庭作证。

在全部审讯过程中，检察处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和卢沟桥启衅事件的提证工作做得是比较有声有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