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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4页）

这就说明：实地调查访问所费的财力人力虽然较多，它却是起诉准备中的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

各同盟国提供的各种材料，如政府文件、调查报告、书面证言等，对于检察处的起诉工作也给了不小的帮助。

许多这类材料在审讯的过程中都被作为证件向法庭提出了。

在这方面，中国和苏联供给的是比较多的。

但是，由于美国检察长的顽固偏见和居心叵测，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都被搁置起来而并未向法庭提出。

中国和苏联方面提供给检察处的材料中有些是涉及日本皇室的，有些是涉及经济侵略和财阀们的责任的。

这类材料多被季楠搁置起来了。

例如，关于日皇批准进行细菌战的材料和荒木在日军侵占西伯利亚时的罪行的材料等都遭到季楠的压制而未能作为证据向法庭提出。

二十八名被告战犯的挑选（1）

从上面两节中，我们看到：国际检察处在1945年底先后分批逮捕了一百余名的日本主要战犯（“甲级战犯”

），对他们进行了普遍的侦讯，录取了大量的口供，并且在侦讯过程中还以“罪嫌不足”

为借口擅自陆续释放了好几名犯人。

同时，对这近百名在押战犯的罪行，检察处从法庭档案室里堆积的大量日本政府档案以及各盟国送来的许多文件中辛勤地做了一番挖掘、整理的工作。

此外，对个别战犯的罪行还有重点地派员到外地进行过一些实地调查和证据采访。

因此，到了1946年开春，检察处对于所有在押的甲级战犯们的历史、地位和罪行已经摸出了一个初步轮廓，对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也有了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他们此时所掌握的材料勉强够初步草拟起诉书之用。

但是在草拟起诉书之前，有一个先决问题，那便是：在这许多在押的甲级战犯之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哪些人应该首先作为被告起诉，提请法庭列为第一案去审理？显然，把全体在押战犯都包括在一个案件中去起诉受审是不适宜的。

那时正在开庭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其受审的被告德国首要战犯也不过二十二人；而纽伦堡所审理的案情比东京法庭将审理的却简单得多，犯罪的年代也短一些。

因此，国际检察处遂决定首批受审的人数应以纽伦堡受审的人数为标准，即使稍微有所增加，亦不应超过三十名。

另外一个先决问题，便是：在控诉被告们的犯罪行为时，其犯罪年代应从什么时候算起？到什么时候为止？对于犯罪行为应算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为止，检察人员是一致同意的。

对于犯罪行为应从什么时候算起，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意见，发生过严重的争执。

有些人说：远东国际法庭审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犯们的罪行，而日本对外侵略之所以变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是由于日军偷袭珍珠港。

进而引起它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所以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应该作为犯罪日期的起点。

有的人说：日军之所以偷袭珍珠港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一系列太平洋国家作战，都是为了要解决它对中国的战争，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继续和延长，因此，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应该被认为是犯罪日期的起点。

又有人说：1937年卢沟桥事件不过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和开始吞并满洲（中国东北四省）的继续和延长，事实上中日战争自那时起便已开始，因此“九·一八事件”

应该被认为是犯罪日期的起点。

更有人说：1931年“九·一八事件”

之所以发生，其导因是1928年4月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从那时起日本侵占全中国的企图便已暴露无遗，而中日实际敌对状态那时便已发生，是故正本清源，被告战犯们的犯罪日期应从1928年算起。

最后的这个主张无疑地是比较正确的，合乎逻辑的。

从中国人的观点来说，也还算差强人意的。

当然，这个日期还可以推得更久远一点，但是推得太久远了，提证是有困难的。

国际检察处经过郑重考虑和辩论之后，便决定采取最后的这一主张，因而对日本战犯们提起控诉的犯罪行为是从1928年（皇姑屯炸案）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总共约十七年的光景。

在起诉对象的人数（约二十至三十人）和犯罪的时期（约十七年）两个问题决定之后，检察处面临的另一个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