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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英国法学家哈理士把对证人的反诘比喻为对死人的剖解。

他写道：这有些像法医学上的剖解，所不同者只是证人是活的，他对折磨行为是非常敏感的。

在反诘阶段中对证人提问的范围问题在远东国际法庭里一直是一个有争执的问题，而法庭的态度最初也是举棋不定，矛盾迭见的。

严格地照道理讲，对证人反诘应该限制于他在直讯中所提供过的证言，亦即他叙述过的事实或表示过的意见。

倘使不加限制，什么问题都可以向证人讯问，反诘将成为一场海阔天空、永无休止的舌战，证人亦必被弄得心缭眼花，穷于应付。

但是法庭在审讯最初期便是这样办的。

它仿照英国法例，对反诘中提问的范围采取了极端宽大的态度。

除了与案情完全无关或十分无聊的问题之外，它对反诘执行人向证人提出的任何问题几乎全不加以制止。

这样，便鼓励了反诘执行人提出许多新的、证人在直讯中完全没有涉及的问题，其目的是想从证人对这些新问题的答复中捞点于己方有利的东西，以供以后辩论和总结之用。

实践证明，这种办法并不是好办法。

它的最大缺点便是节外生枝，造成混乱，而且浪费时间太多。

早在1946年6月25日，检察处便申请法庭予以改变，但是遭到了庭长的擅自拒绝。

庭长的擅自拒绝引起了一部分法官们的不满。

他们认为，为了避免审讯无限期拖延，对反诘的范围非加严格的限制不可。

几经法官们之间的磋商和辩论，不久便在法官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该决议并于1946年7月25日在庭上公开宣布了。

决议宣布：“法庭决定，从今以后，将使一切反诘都限制在直讯时所提到过的主要问题上。”

这就是说，在反诘时向证人提出的问题，必须是证人在直讯阶段所作证言中曾经提到过的问题，亦即他在直讯中陈述过的事实或表示过的意见。

非但如此，这些问题还必须是主要问题，即与案情有直接或重要关系，而不是无关宏旨的枝节问题。

反诘的范围这样确定之后，那种海阔天空、漫无限制地向证人提问的现象便有所减少了。

诚然，什么是主要问题，什么是非主要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

但是有了这个标准以后，法庭便可随时指令证人不必答复反诘执行人的某些问题。

如果执行人坚持继续向证人提不相干的问题，法庭且可对他进行谴责，甚至停止他的反诘权利。

同时，有了这个标准，提供证人的一方（亦即执行直讯的一方）对反诘中提出的非主要或不相干的问题可以随时抗议，并申请法庭命令反诘执行人自行撤销或命令证人拒绝答复。

在执行反诘时，反诘执行人立于发言台前，频频向端坐在证人席上的证人发问。

提供证人一方的代表（一般都是原来那个直讯执行人，但亦可换一人）则坐在反诘执行人的近旁。

反诘执行人发问不当时，他可以随时立即走到发言台前，向庭上提出抗议或申请。

在这种场合，他的地位仿佛就像证人的“保护人”

或“卫士”

。

自从法庭宣布限制反诘范围以后，反诘虽仍是证人作证程序中诉讼双方斗争最集中、最紧张、最激烈的一个阶段，但是它所耗费的时间却大大地缩短了。

从加速审讯的观点看来，法庭采取的这个措施不能不算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

措施。

在这里必须指出：反诘虽必须限于证人在直讯中所提到的主要问题，但是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对证人的信用或人格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