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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3页）

在远东国际法庭的宪章、程序规则或法官会议决议中并没有明文允许这种攻击，但是事实上法庭拘于英美法系的习惯成见，对这种问题每每采取宽大容忍的态度，虽然这种问题对证人的证言并没有直接关系，更不是证言中“所提到的主要问题”

。

对证人的信用或人格的攻击显然是超出了法庭规定的反诘范围，但是在东京审讯的反诘阶段中，反诘执行人时常提出这类的问题，而法庭并未加以制止。

例如：前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为检方出庭作证时，美国辩护律师在反诘中询问他说：“你患过精神病吗？”

又问他说：“检察方面是否答应过你，如果你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证言，他们便会给你以不可侵犯的权利和不把你当做战犯来追诉？”

又如，检察证人浩特在受反诘时，美国辩护律师向他问道：“你在参加这一诉讼时期，得到了什么报酬呢？”

这个律师并解释说：“根据我们美国的经验，我们知道，没有比指出证人获得了物质利益更能损害证人信誉的方式了。”

再如，在前伪满皇帝溥仪出庭为检方作证多日，临到终结的时候，日本辩护律师在反诘中最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中国政府已把你列名为头号叛徒而加以通缉？”

这类例子并不是个别或少数的。

远东法庭虽没有特别鼓励对证人信誉和人格的攻击，但是它对这类完全超出直讯范围的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方法加以取缔。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这无疑是受了英美法院传统习惯的影响，因为在英美法院里，反诘阶段中对证人是可以进行人身攻击，借以破坏他的人格和信誉的。

这样做无非为的是要减低证言的证据价值和法庭对证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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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出庭作证及受讯的程序（8）

远东国际法庭的反诘阶段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反诘执行人不但可以提出自己的作证文件作为反诘证人之用，而且在用毕之后可以立即请求法庭采纳为正式的证件，由登记官编号归档。

例如，日本辩护律师在反诘证人溥仪时提出了一封溥仪写给被告南次郎（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娓娓乞援的函札，企图反驳溥仪在直讯中的这种说法：“满洲国”

的成立完全是由日本军阀一手包办的，他本人绝对处于被动、失去自由的地位，丝毫未表示过意见。

这封信曾被辩护律师立即当做作证文件正式向法庭提出并经法庭接受登记归档，虽然它的真伪问题在法庭内外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远东法庭正式接受并登记归档了的四千三百多份书面证件之中，不小的一部分（估计有数百件之多）是在反诘证人的过程中提出的。

按照英美法系的理论，反诘在作证程序中是特别重要的。

一个证人的证言如果不经过反诘的考验，它的证据价值是非常微弱的。

假使一个证人在直讯中是信口雌黄、胡说乱道，在反诘阶段必定会被对方驳得体无完肤，弄得焦头烂额。

反之，如果证人在直讯中说的都是亲历目睹、有凭有据的真实情况，那么，在反诘中他便会理直气壮，满怀信心，对对方的诘问必能从容对付，对答如流，不予对方以任何可乘之隙。

正如俗话所说，“真金不怕火炼”

。

在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时出席法庭作证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几乎全是这一类的证人。

他们的证言真实，态度坚定，在反诘中那些被告的日本和美国辩护律师虽然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想出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向证人提出，但都经他们一一予以有力的回击，弄得那些律师们自感无趣，啼笑皆非，结果只有偃旗息鼓，知难而退。

反诘作为一种考验证言的制度，在理论上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在实践中，它却是一种十分浪费时力的事情。

特别是像远东国际法庭所审理的这样庞大复杂的案件，出庭的证人数以百计，坚持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当然需要消耗大量时间、人力，使审判旷日持久。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的。

由于反诘不能像直讯那样用书面去代替，它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经过双方事先商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