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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铃声一响，火车继续前行，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回过神来再想与我们的辩论对手交锋。

不曾料，他们几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后溜出了卧铺车厢。

那么还是我们赢了，我们似乎战无不胜。

但这次好像不太过癌，我们还没逼得他们认输呢，而且辩论最能打发时间。

今天我写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国老百姓会这么的老实。

在火车上陌路相逢，谁又知道谁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单个儿出门，根本无从稽查每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核实，只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然而这么多人说了实话，我们竟以此来惩罚他们。

10年以后，这类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

人人都学会了圆几句谎，有时假话说得充满自信，说得激情澎湃，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后来则习惯成自然了。

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欺骗，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在那儿重复大大小小的谎言，为了利益，为了吹牛，为了愚弄对方。

谁应该对我们道德的退化负责？文化大革命吗？资本主义的影响吗？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中国人曾经那么诚实那么傻，每每想到我对这些年轻人的亏欠，心中便生出许多的内疚来。

我们到了广州，临时驻扎在一所中学里。

我们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先花几天时间考察形势，然后再谈动员群众。

白天我们分头去中学、大学和各类单位看大字报，找人谈话问情况。

9月初，广州仍又问又热，像个大蒸笼。

当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

老人们喝午时茶，那是一种极苦涩的饮料，小孩则吃赤豆刨冰来驱暑。

我们外出，总是穿戴着红卫兵的全副行头：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

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

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

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

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

我是一员红卫兵小将，其他人也是红卫兵小将，就这么简单。

这副“捂”

装有一次差点儿让我当众晕倒在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

这天我对着上千人作形势报告——那年头人人都是演说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党内党外斗争，征引历史教训，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政策与战略。

把听众鼓动得热血沸腾，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我的长篇大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听众还不断提问题：“打人究竟对不对？”

“是不是除了毛选外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的？要不要全都烧光？”

“是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走资派？”

诸如此类。

午后3点，太阳有如一个大火球，简直像民间故事中描述的，太阳有一包又热又长的针，这些针扎在我的头上，突然我耳朵嗡嗡叫，天地变色，呼吸困难。

我连忙一屁股倒在地上，算是没当众大出洋相。

晚上，一行人回到住所，睡在同一个教室里。

这队人马有男有女，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男生睡一边，女生睡一边。

中间既没有屏风，也不拉帘子，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都是和衣而睡，没人动什么歪脑筋，我们根本不曾想到性的问题。

毫无疑义，性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