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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6个月后，我们提出一项法案，解除地方教育当局向学生免费供应牛奶的法律义务，并允许它们自行决定是否收取少量牛奶费。

这为工党提供了在议会制造事端的机会。

但是甚至在此以前，报界已在有关学校膳费的报道中登载一些他们发掘的材料。

有一篇报道称，有些地方教育当局将向携带三明治到学校当午餐的学生收费。

《太阳报》的标题是“孩子携带三明治‘受罚’风暴”

。

工党也在议会参加大合唱。

我发出通知禁止此类做法。

但那篇报道重新引起了公众对学校提高膳费的关注。

一夜之间，在学校就餐的学生人数成了政治上敏感的指标。

我在60年代担任政务次官时经常听到一种议论，说按调查家庭经济状况结果领取补助是一种“耻辱”

，这种议论现在又开始出现。

有人说，家境贫困有资格享用免费午餐的孩子看到富裕的同学自己花钱付餐费会感到蒙受羞辱。

我通过电视讲话——这样做大概不明智——建议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不妨把餐费放在信封内让孩子交给学校，老师把找头放在信封内带回家。

有资格免费就餐的贫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币零钱放在信封内交给学校。

然后由老师如数退还给他们。

这一建议当然只是使问题更加棘手。

不管怎么说，时隔不久，大规模的“牛奶喧闹”

使膳费问题的辩论相形见继。

原先赞扬我通过削减牛奶和膳费开支成功地保护了教育预算的报纸，突然改变了调门。

《卫报》把教育（牛奶）法案说成是“一项惩罚性措施，永远不该提交议会讨论”

。

《每日邮报》要我“重新考虑”

。

《太阳报》则想知道：“撒切尔夫人是否通人情？”

工党年会上的一名发言者建议报界用一个顺口溜式的标题：“撒切尔夫人，抢夺牛奶的人”

。

新闻界一旦发现一个新闻富矿，自然要一挖到底。

编辑和记者们毕竟是靠新闻生活的，政界人物则是他们最合适的猎物。

于是，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报道内容。

例如，某地工党市政会正在考虑购买一批乳牛，给本地孩子供应牛奶；某些地方教育当局为了回避执行有关法律，以含乳饮料代替牛奶；有些非教育当局的市政会根据1963年《地方政府法》规定的权力，开始采取步骤给7—11岁儿童兔费供应牛奶。

只有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市政会此类行动属于违法，但这要由内阁中苏格兰事务部和威尔士事务部的同事们去处理，我就管不着了。

但所有这些指责最后落到谁身上，那是不问可知的。

这场反对我的运动1971年11月达到高潮，《太阳报》把我说成是“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