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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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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过于天真，以为做了普遍认为对教育非常有益的事情，在争论为此作出的牺牲时，是会考虑到的。

地方当局出于赤裸裸的政治原因，不愿向孩子们出售牛奶，而强迫他们出售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为微不足道的政治利益招致了最大的政治臭名。

在与地方当局几个月的斗争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受害不浅；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断受到新闻媒体的冷枪和暗箭，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节省900万英镑，而如果从基本建设预算中削减这个数目几乎不会产生丝毫影响。

我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今后如果遭人非议，也应该是为了重要的大事，不该是为了区区小事，更不能是为了一杯牛奶。

如今我感到难过，苦恼，多少有些伤心，但比过去聪明了。

一个女人，甚至是生活在男人世界中的专门职业女性，在遭到人身侮辱时，感情上比大多数男子更易受到伤害，这话大概是真的。

我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感到最为快乐，可是反对我的人和报界却把我描绘成冷酷无情地侵害少年儿童福利的人，这使我受到深深伤害。

但任何希望担任高级职务的政治家都必须作好经受这种考验的思想准备，有些人被击倒了，有些人却变得更加坚强。

丹尼斯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他对这一切处理得非常出色，我能安然渡过难关，是由于他对我的爱和支持。

后来，我养成了对报纸上有关我的报道和介绍不再去专心注意的习惯。

我转而靠情况简报和摘录来了解情况。

这样，如果报道失实，我就不予理睬；如果报道属实，那是我已经了解的事情。

整个1971年，正当学校供应牛奶问题使我遭到的攻击不断加剧时，在内阁讨论政府开支问题上我也深深陷入了一场苦斗。

我主张按原先的设想继续进行建设小学的计划，它是重点发展初等教育总政策的关键，对我在学校膳食和牛奶问题上的论点也至关重要。

因此，当部内一开始有人建议与财政部主张削减预算者妥协时，我表示反对，1971年4月，我交给比尔·派尔一个条子，写下了我们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不能接受按实际价格计算低于去年预算的方案。”

以下的情况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

我意识到，其它部的同僚们并没有像我们部那样交出痛苦地节约下来的钱，结果照样让他们顺利过了关。

作为削减膳食和牛奶开支的回报，我的建设小学计划提前一年获得同意。

但由于从计划到动工修建一所小学需要几年时间，这项承诺的拨款也涉及好几年。

其它部门得到准许可以在政府开支计划的整个5年期间扩大开支（即所谓的政府开支调查委员会制度）。

此外，我们教育部如今还要向财政部上缴从高等教育方面缩减下来的节约款一亿多英镑，而同时内阁却把大笔大笔的钱花在工业补贴上。

我无法与当时的财政部首席大臣莫里斯·麦克米伦取得一致意见。

于是我向内阁提出申诉——每个内阁大臣都有这样做的权利。

可是使我恼火的是，我了解到首相府决定不允许我正式提出文件。

我给特德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指出我在宣布1973——1974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方面受到的压力。

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你经常敦促我改进我部工作，可是目前基本建设方面正在妨碍我去改进工作。

我迫切需要拿到一个令人满意的1973——1974年度建设小学计划预算额度。

第三、第四、第五年的预算可由政府开支调查委员会开会考虑，但我希望届时能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