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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4页）

这封信可能过于简单，但写得太长你会有意见。

你从巴黎回来后我能否见你？

他同意我于1971年6月提出我的预算计划——我控制了局面。

在这个月稍晚一些时候，内阁几乎满足了我的建设小学计划所需要的一切。

这正好赶上在伊斯特本举行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会年会上进行宣布；报纸用了这样的标题：“改善破旧小学校的创记录计划”

。

我一到教育和科学部上班，这就是我唯一优先考虑的工作。

由于这一考虑，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不得不作出（至少是不得不接受）关于削减教育开支的决定，这项决定使日子变得异常困难。

当时有些学校教室漏雨，设备简陋，厕所设在屋外。

我认为，70年代不应该再存在这种现象。

而且，既然入学儿童“膨胀”

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入学高峰是1973年），现在财政上还有些富余，可以用来改善仍在使用的破旧小学的状况。

然而，我参观伦敦南部一所新建学校后，事实向我生动地表明，除砖瓦和灰浆外，教育在其它方面也须作很大改进。

带我参观的老师显然是没有受过正规业务训练的新手。

一位老师告诉我，这所学校里的孩子看到他们的朋友不得不去附近一所旧学校上学，感到非常沮丧。

大部分孩子显然是事先教好的，都异口同声表示同意这个说法。

因此，当有个孩子站起来发表不同意见时，使在场的老师非常难堪。

那个孩子说：“哦，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来这里以前，我念书的那所学校比这里旧而且小，但比这里舒适，同学之间更友好，知道别人怎样看待我们。”

随着时间的逝去，我也愈来愈强烈地认识到了小规模学校的重要性。

以后几年，我还开始考虑，我们大家过去过于注重于“投入”

（新的校舍，昂贵的设备，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教师），而忽视了“产出”

（教育质量，教学效果和行为标准）。

对教育体制——以及靠它存在的教育机构——中的弊病，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说来奇怪，这种看法主要不是靠阅读发人深思的分析，不是靠与目光敏锐的批评家的辩论，而是通过（几乎是偶然地）实际接触学校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以初等教育为例。

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说法：这最初几年的学校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但是究竟应该给这些孩子教些什么？怎样教法？前保守党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委托撰写的普劳德报告，几乎人人都认为是最有权威的专家意见。

它强烈主张小组教学，甚至是一对一授课，不主张以班级为单位讲课。

我来到教育和科学部时，对这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

当时对报告争议颇多。

但我现在怀疑这个报告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小学引入了歧途。

另外，参观一些小学以后，我的疑问开始出现。

我发现，事实上个别孩子常常不参加小组活动，更没有参加全班教学，基本上是让他们玩自己的东西（不一定是很有用的东西）。

我看到在一间开敞式平面布置的大教室里）分成几个小组的孩子们吵吵嚷嚷，毫无秩序，比较胆小的孩子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受到其他孩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