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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屠格涅夫文笔婉丽，结构巧妙，语言清新简洁，深得读者喜爱。

其作品很早就有人译介，译介者有老一代知名作家，也有我的同时代人。

屠格涅夫创作《父与子》的那些年月，农奴主已不再可能

一成不变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农民贫困日益加深从而使他们有了独立自主地走向历史前沿的可能性。

然而此种形势转化为革命尚缺主观条件，数百年来受农奴主奴役的人民还没有能力站起来为争取自身利益作广泛的、公开的、有意识的斗争。

屠格涅夫作为当时启蒙思想的代表，对专制的农奴制及其经济、法律、警察制度深怀不满；他主张普及教育，实行自治，全盘欧化，他主张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最主要是农民的利益。

如上所述，屠格涅夫属俄国社会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一翼。

按他自己的解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自由主义者’是指反对一切黑暗和压制，尊重科学和教育，热爱诗歌和艺术，首先则是热爱人民的人……”

他赞赏革命志士的高尚情操，他们为事业善作奉献的平民精神。

然而他与社会运动的另一翼——革命民主派不同，他只主张“渐进”

，他认为另一派只是唐·吉诃德悲剧式的、缺乏现实生活感的人，他喜欢温和的君主立宪而不喜欢杜勃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义者的“庄稼汉民主”

。

所有这些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艺术创作里。

但屠格涅夫是个深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必然把历史的重大客观事件置于视界之内，把再现生活作为无可推卸的责职，去塑造符合时代的典型。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可说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民

主启蒙时期否定精神的一个很有特性的表达者：“我们认为有利，我们便据此行动……现时最有用的是否定，因此我们也去否定。”

作者认为社会在变革时期总会伴随某种偏向，否定精神在社会变革初期往往是片面的，无情的，具有破坏性的，但到后来，在社会经过变革以后，便会褪去破坏性的色泽。

否定的结果将是肯定，因为新事物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而得到自身的发展。

毫无疑问，巴扎罗夫反映了进步的民主知识分子的想法。

屠格涅夫在给他的朋友、俄国诗人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中说道：“他被称之为虚无主义者，其实应该读成革命志士。”

巴扎罗夫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贵族中的自由主义者争论时，态度凛然地要求对方“那怕举出一件当代生活中的，无论是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中的例子不招致全面的、无情的否定”

。

屠格涅夫肯定巴扎罗夫，他理解到，为使新生事物取得胜利，否定是种有效的武器，它具有历史意义。

作者善于捕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生活中主要的、先进思想萌动，他看到了否定派即虚无主义者“对人民的需要更为敏感”

（作者语），他们的心曲与人民有互通之处。

巴扎罗夫反驳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您不赞成我的选择，但谁对您说我选择的道路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不是您一再鼓吹的人民精神所感召的呢？”

“我祖父种过地，您去问你们的任何一个农民，看他首先认作同胞的是您还是我。”

书中形容巴扎罗夫“仆人对他几乎都有好感，尽管有时要挨他的取笑，他们觉得这人不是老爷，而是自己人”

：“他有一种使下人信赖的特殊本领，虽则从不迁就他们，说话的口气也是懒懒的”

。

所有这些素质，都为作者所肯定，所珍视。

但作者笔下的巴扎罗夫缺乏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他“否定一切”

，但在建设方面，据巴扎罗夫的话说，“不是我们的事。

首先要把地面打扫干净。”

他无疑带有左倾无政府主义极端性。

在作者笔下，虚无主义者有着对一切进行无情地破坏的自发性，他们想法片面，老是怒气冲冲，脸色阴沉。

屠格涅夫描写巴扎罗夫这个人物的严峻外貌是：说话粗鲁，语气傲慢，避开“浪漫主义”

的即一切诗情画意的属于心灵感受的东西。

一八六二年作者致函赫尔岑说：“主要的我不是把他作为理想人物来描写，我不把他有何思想体系看得那么重要，我主要想把他写成一条狼而又为他辩解——当然，这很困难，看来我没能做到。”

巴扎罗夫不屈从任何权威，不把任何准则当作信仰，即使这准则是多么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