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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 人和事（第2页）

乐得我们这些围观的人拼命地鼓掌。

在那个年代，会打篮球的人多的是，可要说裁判，除了他就没别人了。

我们之所以会盲目地崇拜他，是因为他让我们很早就懂得了一个真理：真正重要的不是规则本身，而是对规则的解释权。

薛驼子无疑是我们小学时代最受爱戴的老师。

他永远是笑嘻嘻的，从来不生气。

因缺了颗门牙，嘴巴关不住风，我们即便当面模仿他说话，他也是笑嘻嘻的。

可惜的是，不久之后，薛老师因为“误人子弟”

这一莫须有的罪状，从学校里消失了。

大队给我们一下派来了三位新教师，与此同时，学校也开始向所谓的“正规化”

大踏步迈进了。

我们不仅有了课本和作业本，大队还为我们修建了新的校舍。

新校舍不仅有走廊，有教师的办公室和宿舍，门外还修了一个大操场。

不过，课桌却是泥砌起来的。

桌面由麦秸秆、芦苇和泥巴之类的东西糊成，上面刷了一层白石灰。

这样的课桌虽然经济，但却不怎么实用。

我们的铅笔一不小心就会扎穿桌面。

时间一长，几乎每一张课桌上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圆洞。

到了春天，这些洞里就会孵出蜜蜂来。

当那些肥肥的蜜蜂的屁股从洞里钻出来的时候，我们班上哪怕胆子最小的女生，遇到这样的场面都会显得镇定自若。

蜜蜂刚刚爬出洞口，她们通常是用课本重重一拍，身体微微一侧，瞄准窗户，用指甲轻轻一弹，那可爱蜜蜂的尸体即刻飞到了窗外。

在那个年代，钢笔是身份或权力的象征。

通常，你看见一个干部朝你走过来，你只要数一数他中山装口袋里插着多少支钢笔，就可以大概判断出此人的官衔大小。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

比方说，我们村里有一个名叫张旭东的人，有事没事，口袋里总插着七八支钢笔。

原来他是修钢笔的。

这人原来是国民党部队里的一个副团长，虽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反革命，却没有什么人敢惹他。

据说此人骑在飞驰的摩托车上都能双手打枪。

这人不仅会修钢笔，还会自制钢笔墨水。

那个年代的常识之一是，凡是反革命分子，一般来说都聪明过人。

我们老师用来批改作业的红墨水，就是张伪团副亲自勾兑出来的。

相对于钢笔的朱批，可以涂改的铅笔字迹的权威性必然大打折扣。

老师在作业本上给我们的成绩，大抵是优、良、中、及格、差等几个等级。

班上有几个捣蛋的同学，因为总也得不上“优”

而对老师衔恨在心。

有一天，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趁老师不在，悄悄地溜进办公室，将作业本上那些得优的同学（一般是女生）的名字用橡皮擦去，大大方方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将自己的脏兮兮的作业本上姓名擦去，写上对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