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文67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41部分（第3页）

多老大为发泄私愤，在牛牧师面前诬告王掌柜是奸商，欺诈教友，诽谤教会。

牛牧师早想在北京制造一起教案，闹起乱子，从中渔利。

于是便唆使多老大，借此挑起事端。

围绕这一事件，作品不仅刻划了帝国主义分子牛牧师的侵略野心和他的虚伪、阴险、浅薄的性格特点，刻划了民族败类多老大为虎作伥的洋奴面目，而且作家的艺术触须继续向生活的深处探伸，反映了远比这一事件本身更为丰富的内容。

多老大敲诈王掌柜不成，欲对王掌柜实行更大的报复，福海二哥闻讯之后，先与他的父亲云亭商议，云亭听到这件事牵涉到洋人，便告诫福海“少管闲事”

。

福海又去与大姐公公正臣商议，正臣的意见是：“咱们顶好别去蹚浑水！”

云亭与正臣分别为三品顶戴的参领和四品顶戴的佐领，在旗人中，也是稍有地位的官宦，他们惧怕洋人的态度与心理，在清朝中下层贵族中，带有普遍性。

财大气粗的上层贵族又怎样呢？且看定禄。

福海向定大爷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定大爷竟然漠不关心，在福海的一再央求之下，他才想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由他出面，请牧师吃一顿饭。

他关心的并不是为受洋人洋教欺压的王掌柜一类老百姓撑腰，而是洋人来吃饭时，是让他进大门呢，还是走后门。

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定大爷对这种至关大局的事情可以置若罔闻，但是对洋人进前门和后门的问题，却十分认真。

这是多么可悲的阿Q精神！

老舍还未来得及描绘这次宴会的全部过程，故事的发展，也还未到充分展示定禄与牛牧师全部关系的时候，但是，从以上所引的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定禄对洋人是既蔑视又惧怕的。

他的蔑视洋人，并非出于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而激起的民族义愤，多半倒是一种盲目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他的惧怕洋人，才是他的真正的政治态度的反映。

不管是让牛牧师进大门还是走后门，他用设宴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对洋人的态度是宁让宁敬，而不敢得罪的。

他的态度，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和上层贵族中，也具有普遍性。

老舍在小说里描写了旗人贵族对洋人的态度，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因此也可以使读者从一个侧面，认识清末社会的历史面貌。

（三）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问题。

清朝统治者和贵族阶级，实行媚外政策，听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这样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严重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上（同时，它们还兼承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二者是统一的）。

义和团的勃起，就是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正红旗下》虽然没有正面写义和团运动（如果作者能够将这部小说完成，肯定会用一定篇幅写义和团的，罗常培先生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也透露了这一点），但是通过王十成的形象刻划，对义和团运动作了侧面表现。

家住山东的王十成，是义和团团民，他是在义和团被官兵打散之后逃到北京，投奔他的父亲王掌柜的。

作家借王十成之口，侧写当时农民的遭遇。

在农村，老百姓“受尽了大毛子、二毛子的欺负”

，“大毛子听二毛子的撺掇，官儿又听大毛子的旨意，一个老百姓还不如这条狗”

。

这就说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把农民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而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王十成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但是他血气方刚，对侵略中国的“洋人”

和投靠洋人的“二毛子”

，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尽管他们的造反大军被官兵打散了，但是他毫不动摇，决心回去再干，“我们心齐，我们有理，谁也挡不住我们”

，他从残酷现实中认识到，“不打不杀，谁也没有活路儿”

。

这种凛然正气，正是义和团反帝爱国精神的体现。

小说里的这些描写，开阔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使其在表现清末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和时代精神方面，显得更加全面和准确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福海与十成关系的描写。

积水潭岸边的一席交谈，使保卫朝廷的旗兵对造反的义和团团民加深了敬佩之情，福海想：“一个有良心的人，没法不佩服他，大家伙儿受了洋人多少欺侮啊！”

通过这一细节的描写，既表现了下层旗人善良、正直的品德和爱国精神，同时也说明，义和团运动不独在广大贫困的农民中，也在旗兵和旗人中间获得了同情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