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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主义情感才是他所以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因。

而这一切又同他从小受穷、比较广泛地接触下层人民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他曾经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宁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

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

（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这种个人气质，经过“五四”

运动传播的新思潮的洗涤，便又溶入新的内容：“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

不管一个青年怎样发疯，要去摘天边的小月，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

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

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

况且，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

（注：《老舍选集·自序》。

）一九二六年国内革命军北伐，他虽然远在国外，但还是十分关注这个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目的的大事件。

他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

（注：《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革命思潮的激荡，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注，这些给他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注进了时代的内容。

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归根结蒂，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这一时代主潮所决定的。

旅居伦敦的岁月里，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进步文学的熏陶下，他逐步熟悉并掌握了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技巧，形成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文学观。

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有深厚的素养；在国外，他于教学之余又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

他读《衣里亚德》（今译为《伊利亚特》）和《奥第赛》（今译《奥德赛》），他读《韩姆烈德》（今译《哈姆莱特》）和《浮世德》，他探索这些“被人人认为不朽之作”

的奥秘，在艺术的王国里流连忘返。

希腊的悲剧使他“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

。

（注：《写与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阿瑞司陶风内司（今译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但丁的《神曲》都给他以深刻的启示。

他曾经把所能找到的《神曲》的几种英译本（不管是韵文的还是散文的）都逐一读过，并且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专门论著。

他说：“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

（注：《写与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当然，给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的英法小说。

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地茨（今译梅瑞狄斯），狄更斯，法国的福禄贝尔和莫泊桑，都占去了他许多时间。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一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是昼夜读小说，“好象是落在小说阵里”

。

这些近代小说家的创作态度以及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老舍的文学观的形成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