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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兴中会并非孙文首创（第1页）

孙文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当时在大清，有大名鼎鼎的四大买办，除了背靠李鸿章的江苏人盛宣怀，其余三人竟然都来自香山，其中就包括郑观应。

香山靠近港澳，而港澳是大清学习西方的前沿阵地，香山人中出了不少华工，也出了不少买办。

郑观应比孙文大了20多岁，是孙文的前辈，是赫赫有名的买办，那孙文是如何和郑观应搭上线的呢？也是在那本英文自传书《伦敦蒙难记》里，孙文记录道：就在我毕业后去澳门行医的那段时间（1892年至1893年），开始知道一个叫“YoungChinaParty”

的组织，它对大清朝廷腐败和落后的政体感到不满，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上书、请愿）等改造中国，促使朝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创立君主立宪政体。

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会员的活动据点在广州，我加入了其中。

根据这段记述，至少在孙文上书的前一年（1893年），他加入了“YoungChinaParty”

。

虽然孙文在《伦敦蒙难记》中并没有指出这个组织是谁成立的，但从种种史料来看，它的创始人中应该有政商巨子郑观应。

很可能是郑观应在1893年左右创立于澳门，后来随着他长居上海，又把总部迁往上海。

其实也是在这一年（1893年），郑观应把他的改革著作《盛世危言》出版了。

在这本书的“农功”

篇里，郑观应特意给孙文的“禁烟项目”

隆重地打了一个广告：今吾邑孙翠溪（即孙文）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即罂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

在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郑观应就是许乃济的支持者，而《盛世危言》里的这段话与孙文现在给李鸿章上书中的话互为印证。

这就是说，孙文在上书中谈到以“自禁”

来实现禁烟，甚至给李鸿章上书本身，很有可能都是来自郑观应的主意，孙文只是这个项目的具体执行人而已。

郑观应是一个买办。

买办本来是在洋商和大清本土企业中充当中间人，帮助洋商开拓大清市场的。

不过，大清虽然开展洋务运动多年，但有实力的本土企业，不是官办，就是官督商办，朝廷和地方官府仍然掌控着资源和市场，真正的民企和私企都是很弱小的，买办也就成了洋商和朝廷、官府之间的中间人。

郑观应这样的买办既为洋商服务，又在朝廷取得官衔，成为横跨政商两界的“官商”

。

在与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郑观应等人首先了解的是西方的商业运作规则。

和大清由朝廷和官府主导的经济不同，在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心欲望决定着经济，经济又决定着政治，因此郑观应等人习惯首先用商业和经济思维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他当年支持许乃济的缘由。

其实，郑观应还系统地提出过他的“商战”

理论。

他的意思是，大清要崛起和强大，改变处处落后挨打的局面，像此时的朝廷一样仅仅热衷于购买军舰、建立北洋舰队是不够的，商业贸易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更能令一个国家崛起。

因此大清其实不仅和列强有一场军事上的战争，还有商贸领域这场看不见的战争。

要想有所作为，大清就必须同世界接轨，改变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局面，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重视和保护商业与商人。

作为一个官办企业的受益者，郑观应的内心却反对官办。

他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力，以和平的方式突破大清现有体制，这应该就是郑观应成立“YoungChinaParty”

的动力。

几千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只有统治，而无政治；或者说只有君主专制的铁桶统治，而无平民政治，这种环境下的老百姓们是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意识的。

老百姓们所谓的政治权利意识恰恰就是朝廷统治的衍生品——做官，一旦科举考不中做不成官，所有人都认为政治就跟自己没关系了。

所有人都认为政治是他人之事，只求“我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不要关心我”

，却不知道政治会关系到每一个人。

而郑观应这批游走于东西方的买办商人，从个人经济权利的觉醒，走向了个人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

虽然这还只是“意识”

，但权利首先就是来源于意识。

他们希望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不过是希望在宪政的框架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