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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兴中会并非孙文首创（第2页）

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重大变化，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

而郑观应也是一个商人，他很清楚，虽然朝廷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多年，但在大清的商业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每个犄角旮旯里的事情，基本都还是朝廷和官员们在主导。

任何一件事情，哪怕原本没什么把握做成，一旦获得朝廷和官员的认可和推动，就会在短时间内热起来、火起来。

因为朝廷和官员们掌控着资源以及流通环节，他们办事一般是不计成本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

嘛。

同时他们也是需要不断干事情的，总要干出一点政绩来——手里的钱反正要花出去，只有在花钱的过程中才有捞钱的机会。

于是大清的土地上出现了前赴后继的“跑项目”

之人，去找高官们和有关部门“要政策、开口子”

。

你不去找，也会有别人去找，项目可行性与否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人脉以及这件事情是不是官员们正好想做的。

如果你运气好，蒙对了，那么项目也就有可能跑成。

现在，我们清楚了，郑观应应该就是根据他在政商领域多年的观察，为禁烟立了一个“项目”

，希望得到李鸿章的鼎力支持。

虽然这个结论并没有被记载在史料当中，但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接下来，史料将记载孙文与郑观应交往的故事。

此时的郑观应正在上海，孙文就先带着这封上书来到上海与郑观应见面。

郑观应和他的政商朋友们把这封上书作了最后的润色和修改，并且郑大人还把孙文引见给自己的朋友们，其中有一个归国华侨，他的年纪与孙文不相上下，名叫宋耀如，也是基督教教徒。

此时宋耀如的二女儿刚满一岁不久，而孙文已经28岁了，当他去宋家拜访的时候，他一定见过她，甚至还有可能抱过她——直至21年以后，他们结为夫妻和战友，她就是宋庆龄。

叫上在上海电报局工作的陆皓东，孙文拿着修改后的上书向着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出发了，他当然无法直接见到李鸿章，所以首先必须求见李鸿章的经济大管家盛宣怀。

不过这应该比较容易，在上海的盛宣怀堂弟盛宙怀已经写了一封介绍信，而郑大人本人也亲自写了介绍信，请盛宣怀一定把孙文引见给李鸿章大人，因为孙文需要当面向李大人报告一些事情，而孙文返回上海之后，还会把与李鸿章面谈的结果告诉他郑观应——也就是说，郑观应并没有避讳他与孙文的关系，而是明确挑明孙文是他的代表，请盛宣怀务必帮忙。

1894年6月26日，在天津的盛宣怀看到了两封介绍信，分别在封套上写下了“孙医士事”

作为备忘，这就是说，孙文应该是见到了盛宣怀的，盛宣怀也比较重视。

那么，接下来的重点是，孙文有没有进而见到李鸿章？大概是觉得和后来革命者的形象不符，孙文在去世之前，从来没有提及过这次上书的事情，而盛宣怀与李鸿章的档案中，也没有进一步记载此事，史料在这里又断了。

历史上有两种推断，第一是见了，第二是没见。

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说法。

1894年6月26日，这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清日两国都已经在向朝鲜派兵，李大人正为军国大事忙得焦头烂额，如果我们翻阅《李鸿章全集》，就能发现仅仅6月26日当天由他签发的电报就有将近10封，他已经很忙了，接下来只会更忙。

虽然孙文的事情也算是“洋务”

之事，在平时李鸿章会感兴趣，但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心情来处理这些事情的。

作为心腹的盛宣怀自然知道这一点，但自己堂弟和郑观应的面子又足够大，于是盛宣怀把介绍信留下来，签注备忘，想等日后找机会再报告。

而随着甲午战争很快打响，李鸿章的淮军一溃千里，相信就连盛宣怀也没有这个机会和心情了，孙文上书之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是孙文第二次和李鸿章擦肩而过，而原因是突如其来的甲午战争。

李鸿章也许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曾经很感兴趣的孙文也曾经离他这么近，已经来到了他的直隶总督衙门。

而命运似乎总是在他们之间制造麻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好像有缘却无分。

但孙文并不是一无所获，在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介绍信中，他还替孙文提出了一个请求，请李鸿章帮忙为孙文签发一张出国护照。

郑观应的意思是，孙文对海外的情况很熟悉，而海外华侨众多，就让孙文把这个“禁烟项目”

带到国外，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动有钱的华侨投资入股，二是发动那些没钱的华侨充当“返乡农民工”

，回香山一带开垦种植罂粟。

为了获得华侨们的信任，孙文需要一张朝廷签发的正式护照。

弄张出国护照这对盛宣怀来说倒不是什么难事，他应该不用惊动李鸿章，自己写张条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