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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5页）

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训注》，尤精《左氏传》，为之作朱墨别异，对治经开一新法。

人有欲从学者，遇不肯教，只说：“必当先读百遍。

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又说：“读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这些教言，对于鼓励后学扎扎实实地打好基本功底，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贾洪“特精于《春秋左传》”

。

薛夏“博学有才”

，受到曹丕赏识，每呼之为薛君而不名。

隗禧与人讲《诗》，“说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

又撰诸经解数十万言”

。

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又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

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

乐详，“黄初中，征拜博士……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

。

除以上七人外，魏儒师还有周生烈，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杜宽，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

糜信，撰《春秋谷梁传注》、《春秋说要》。

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研究魏世经学，须加注意的，即那时老庄玄学已经抬头，其影响于经学者亦非鲜浅。

两汉时，由预言而发展成的图谶与经学相掺混。

刘秀既曾用赤伏符麻痺人民，张角亦以“黄天当立”

号召农民起义，学术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故经学亦为迷信气氛所弥漫。

郑玄治经尚掺引纬书，其他迷信色彩更加浓厚的今文学者更不用说了。

逮正始年间，王弼注《易》，排斥术数而谈哲理，何晏等人作《论语集解》，亦与已往经说大异其趣。

魏晋人说经，崇尚玄言，文辞简约隽永，训诂之精，虽逊于前，而迷信色彩则为之一扫。

重要经书遗留至后世者，如《周礼》、《仪礼》、《礼记》为郑玄注；《公羊传》为何休注；《穀梁传》为东晋范宁注；《周易》为魏王弼注，《尚书》为东晋梅赜伪造。

《左传》为杜预集解，《诗》为西汉毛亨传、郑玄注。

由此可知三国时期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有别开生面之处。

二、蜀、吴的经学

蜀汉先主刘备，曾被其部下彭羕讥为“老革”

（即老兵）。

但刘备对于经学并非一无所知。

他早年就学于名儒卢植，领徐州牧时，闻治道于郑玄，定蜀以后，设儒林、典学校尉及劝学从事等官，以鸠合典籍，典掌旧文。

诸葛亮领益州牧以后，选用官吏，皆妙简旧德。

说明蜀汉在戎马倥偬之际，仍重视儒学。

益州士人自先汉以来，官爵声誉虽不及中州，至于著作和为世师式，并不下于余州。

益州在东汉末年的儒学大师有董扶、任安、杨厚、周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