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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刚与至柔（第1页）

左宗棠和曾国藩对待天子赐予“极权”

时的态度大相径庭。

所谓“极权”

，即在非常时期授予地区长官超乎本职事权的权限，一般表现形式为节制数省军务、吏事。

咸丰十一年，谕令曾国藩节制赣、皖、苏、浙四省，曾国藩再辞不获。

同治四年，又让他节制直、鲁、豫三省，他四次固辞，终于蒙混过去。

第三、四次辞命时还有个小故事。

他在第三封辞摺中说，倘不蒙批准，“更当累疏渎陈，虽上干严谴，所不敢辞”

；随后，又耍了个消极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戏，惹得“圣慈”

哭笑不得，说：

“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

于近来皖、豫军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奉谕旨，亦未答复。

实属疲玩因循。

若欲藉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

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

慈禧眼明心细，一下就看出曾国藩“藉此获咎”

、不想承担“朝廷”

的“倚任”

。

五十老翁，作弄狡狯，行迹如薄情男子；谕旨措辞，则逼肖怨妇口吻。

两厢对照，令人忍俊不禁。

当然，这次辞任，曾国藩实有调度不灵的苦衷；随同“剿捻”

者几乎都是淮军人马，更愿接受李鸿章的统率，而不听奉他的号令。

不过，与咸丰末那次辞任一样，曾国藩对待权力的态度非常谨慎，秉承“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的圣训，追求一种不居其名、能行其实的境界。

咸丰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权专一的“实任”

，不果，回家反省年馀；再度出山后，汲取教训，一心讲求敬慎畏惧之学，终于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

左宗棠则一反其道而行之，却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其中奥妙，不可不参详一番。

而且，不将这个道理说分明，继续讲述左、郭情事，才疏笔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从何著手的困惑。

道不可知，其在迹乎？我们先看一封作于咸丰四年闰七月间的信，看能否辨认出左宗棠纯以至刚之道，作人行事的心路：

“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