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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雷兴翰是那种少数能把轻重掂量的很准的人，更是这类人中少数可以真正判断应该怎么作才是正确的人。

对于大局的进展来说，他个人的威望显得不那么重要，甚至可以舍弃。

他真诚地向刘国民、鲍枢奎等专家请教解决补救的办法。

雍容大度、举重若轻的态度让一向对他不服的冯天铭自叹不如，更让忠实助手朱运泽钦佩不已。

虽然刘国民等人对军事行动的评价不高，雷兴翰也认识到自己对局势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收获极大的，部队显然在很多方面不近如人意，但是协调统一性非常好，老部队和退转役人员表现出了较好的军事素养，起到了带头作用。

新兵也在残酷的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这比长期和平条件下的演习更能锻炼人，更能看出官兵品质的优劣。

尽管高级指挥人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显得手法稚嫩，但这毕竟是一批最高只有旅级单位演习经验的军官，指挥着一支没有经过充分合成训练的部队，过分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顽强求胜精神让人振奋。

而且也没有出大的差子。

问题出在总部的决策，出在他自己身上。

在计划之初总参突然换掉了自己挑选的专家团，而换上了以刘国民为首的专家团，他认为意图十分明显——说好听点是用更好的专家队伍为他保驾护航（确实刘国民专家团比他本来的水平要高明许多），说难听点那就是担心他一人独大，任意而为给民族带来不利影响。

有人监督协助当然是好的，雷兴翰这样说服自己，但内心难免有一些芥蒂。

通过这次战役他试探了政府和民众对战争反应的底线，令他称奇的是：鲍枢奎毫不客气的跟他大吵大闹，刘国民却表现的极为理智，在公开场合为他打圆场，而且机智的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使他不得不对这个拍档重新审视，也许是自己太多心，太谨慎了，误解了他。

但是刘国民的心思太过缜密，这使部队生活思维的雷兴翰十分不习惯。

在部队，无论多大的矛盾，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谈谈，就算解决不能问题，起码也可以了解对方心里想什么。

而刘国民却总是躲躲藏藏的。

虽然跟他单独相处的机会也有，但交谈总是不顺畅。

这也使他心里十分不爽。

负责公安工作的朱运泽跟他暗示了一些不寻常的现象：例如总部电子侦测站经常在深夜交班时刻监测到一些零星而莫名其妙的电波信号，功率忽大忽小，信号时断时续而且发射地点难以确定，似乎毫无意义，当一个技术员偶然把纪录输进电脑，却惊人的发现电波仿佛是有规律的。

但是破码专家即使用手中最先进的破码程序，也不能解读。

在三十年代没有电脑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编制出如此复杂的密码，即使编制出来也会给信息的传送解读带来及大的麻烦，更何况信号经常变换，毫无规律。

因此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一些杂波。

朱运泽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雷兴翰对手下这位难得的智将的判断不敢轻视，但是觉得太匪夷所思。

如果这些信号真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么复杂的编码肯定是拥有大型计算服务器的人才可以使用的。

他们发给谁呢？进出特区的人都是严格登记的，就是出征部队中间也有大量朱运泽的秘密特工，以保证每个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即使百密一疏，有人漏网，携带大型计算机也是不可能的。

军方的情报机构和政府的经济部门确实已经分别向国外派出了谍报人员，但那都是先头布点人员，为防暴露，都是先使用三十年代的通讯工具，而且现在很多都还在路上。

是不可能用这种密码联系的。

——

特区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政府、顾问团和实业家、人民代表普遍认为原来的特区应急体制中，军队的权利太大，太危险，不利于特区发展。

希望回到原来的政治体制或稍作开动，实业家和人民代表希望直接参与议政。

雷兴翰和刘国民认为目前顺应民意，团结所有人，稳定发展是最关键重点，于是对特区应急体制做了相应调整：

特区坚持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党地位，以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高目标，此一宪法条文不在可修改范围。

特区的最高权利机构是特区全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和修改宪法的权利，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必须由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全民代表由各选区###产生，代表共300人，每三年换届。

边区隶属于特区，在特区监管下自行选举议政，暂不采用特区机制；

特区全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为最高决策机构。

常委名单按排序如下：雷兴翰，刘国民，冯天铭，鲍枢奎，李香山，黄振伍，朱运泽，程友纯（增补委员，任边区区长兼区委书记）；军政各占一半；

军事首长联席会议仍然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但只负责军队内部协调和作战决策，不再有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利，决定是否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交还全民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