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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3页）

因为他们要牺牲“大东亚共荣圈”

之一员，中国的民众——即使这是他们自己空喊和倡导的，而毫无痛苦之感。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发生在马尼拉的暴行事件，也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进行的，他们的见解是：“基于审讯俘虏、个人见闻和没收文件所得的确凿证据，说明了如下令人吃惊时事实，那就是对马尼拉市的掠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令人发抖的事件，并不是在该市处于困兽犹斗的日本守备部队失去理性而发作的行动，而是日本军统帅部在事先冷静地一手制订计划所产生的结果。

把马尼拉全市置于死地的那项致命的命令，　直接发自东京”

　（盟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编：　《马尼拉的悲剧》Japanese　atrocities　inManila）。

军纪败坏的直接原因

松井大将对南京占领军的军纪败坏情况及其处置问题这样说：“我认为原因在于：一、到上海以来，艰苦的作战使我官兵的同仇敌忾心理更加强烈；二、由于追击战之激烈而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

（《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松井石根日记》，载《日本周刊》，第三九八号）。

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的茶话会上，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士兵们军纪败坏的原因，向各国外交代表提出了与松井大将类似的看法。

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检证一九○六）本国国务院，传达了天谷少将说明的要点，内容如下；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

迅速进军造成了粮食供应不足，军队的疲惫导致了训练不够（《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二页）。

在日本军内出现目无军纪状态的一般原因，诚然，可以列举松井大将和天谷少将所说的那几点。

我认为还必须指出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作战毫无正义，或各部队长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于抢头功，强制部下的官兵进行艰苦的战斗，使士兵的心理状态发生错乱。

在“华中方面军”

内部，上海派遣军也由于上海事变以后的连续激战而感到疲惫不堪。

加之，需要补充人员，补给弹药和器材，因而当中国军队想从上海突围时，方面军的参谋认为不能进行紧急追击，于是曾考虑停止向苏州、嘉兴一线进击。

可是，当中国军队开始总崩溃而退却时，日本军就放弃原来的方针，立即转向南京追击。

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过年后，正月中旬开始进攻南京城，预定足足需要一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快一个半月，成功地占领了南京。

由此看来，不难想象，士兵们所强行展开的追击战和进攻南京的战斗是多么残酷！

激烈的战斗行为丧失人性

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还有种种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军纪败坏。

首先，这次战争系不宣而战，帅出无名。

这是一个很大原因，它无疑导致了官兵的军纪败坏，使他们犹如一支进行掠夺的军队。

其次，是激烈的战斗行为使之丧失人性，这不仅限于日本的军队。

前面提到的石川达三所写《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就以这样的战场为背景：为打开上海战线处于胶着状态的局面，作为增援兵力的一翼，从华北调来了第十六师团所属的一支小部队，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敌前登陆，然后一鼓作气几经激战，终于攻占紫金山，以至于进入南京城。

石川所入伍的部队，是跟着攻打南京的特种部队，自然未与士兵们一起经受过艰难困苦。

然而，他在这部小说里，如实地描写了在反覆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官兵们中间有人意识到了这种毫无反省的残酷性。

史沫特莱（Agnes　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举了一个士兵——出身于东京都大森地区——的例子，说此人在反覆进行的战斗行为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

她说：“这个新四军的机关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也有许多军旗，其中有两面当作窗帘使用。

在战利品中，还有两个邮包，里面分别装满了待寄往日本的信件、来自日本的信件、堆积如山的日本兵所记下的日记等等。

我请我的秘书和林世福协助把其中一则日记泽成英文。

那是一份署名为中村伍长的长篇记录，对人如何逐渐变为畜生这一过程有较深的研究。

……他们抓来了五个住在一起的居民，经过严刑拷打后，全都把他们杀了。

应征入伍的日本新兵们，看到了这些情景感到十分恐惧。

中村伍长对这些新兵的情况叙述如下：”

新兵总是这样的，但这些家伙不久也会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