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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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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曾在第十军某部队入伍、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佐藤信助（笔名）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

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

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

以若无其事的表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中队长说自己是神主之子。

现在，他也许以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词。

在缺乏教养的一伙人们中间，怕在战败后追究他们为战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后逃了回来。”

（《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虽然罗唆一些。

山田支队曾沿着杨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该支队的一个辎重兵看到了一个年轻军医也有野蛮行为。

该士兵说，他在不断进行手术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进行人体实验，最后色情狂地、若无其事地剖开中国妇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内部的生殖器组织。

他说道：“五个月前，有个扮成男孩模样的女孩，由于受到迫击炮的袭击，伤口痛得厉害，眼看她就要成为一个残废的女人，可是军医还半开玩笑地把她的身体剖了开来，而我也完全成了同犯。

我虽然在中途离场，但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军医们表示厌恶、痛恨和抗议，而只是由于看不惯，感到毛骨悚然。

我拼命用泥土覆盖女尸——她被扔在院子里的一个洞内，习以为常的我也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想起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那时的情景。

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了。”

（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日本军在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将的司令部撤退后，为了破坏美军登陆时的各种设施，留在那里的海军部队主要在被美军攻破的最后几天内犯下的（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页）。

南京事件与此相反，它发生在日本军取得巨大战果后不久。

无论如何，那是官兵们在反常心理状态下所干的事件，使人深深感到战争的恐怖性。

诚然，也许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

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静地持这种观点。

在当事人看来，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这样进行辩解。

“然而，发动战争的人不能抵赖说：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

（森水哲郎：《日中问题的基点》，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

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应该对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负责，他们决不能作这样的辩解。

关于日本军队道德败坏的问题，还有必要把它与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这里，就这个问题进行叙述。

郭沫若、林语堂、斯诺控告日本人

在具有国家性质的行动中丧失了人性，这是违反道德的现象，其责任也许不仅在于一个军部。

与军部相结合，仅在表面上建立近代国家的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也必须承担部分责任，毫无批判地予以配合的教育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阶层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关于这一点，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故的郭沫若所表明的见解。

那就是他关于在近代化日本成长的背后培植了日本国家、日本人的残酷性这一引人注目的解释。

这就是他为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译本所写的序。

现将他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夜”

所作的序，全文介绍如下：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

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