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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3页）

这两大类的罪状总共只有三项（53至55）。

诚然，大规模的和某种性质的屠杀有时也可以作为违反人道罪去控诉，但是起诉书里并没有这样，而是无区别地把一切杀人罪行统统归为一类。

又如起诉书控告被告们“破坏和平罪”

（侵略）一类的罪状有三十六项之多，几占全部罪状三分之二；它把进行侵略战争的步骤分得非常琐细：共同阴谋侵略战争占五项（1—5）；对个别国家计划和准备侵略战争占十二项（6—17）；对个别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占九项（18—26）；对个别国家实行或实际进行侵略战争占十项（27—36）。

诚然，东京检察处的原意不外乎是：侵略既是被告们最重大的罪行，把它们对各个盟国实行侵略的步骤分门别类、不厌其详地列举出来似乎是很细致周密、很骇人听闻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样做非但增加将来提供证据去支持这许多项控诉的实际困难，而且在理论上和逻辑上也有些说不过去。

比方说，第一项罪状控诉的是被告们参加拟订一个庞大的、野心勃勃的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瓜分全世界的整个计划或阴谋，也就是一个总的全面的共同计划或阴谋，而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第五项控诉的却是对某些个别国家的侵略计划或阴谋。

按照整个包括部分或全体包括个别的原则，后四项似乎都是多余的。

又如自第六项起至第十七项止都是控诉被告们对个别国家计划和准备侵略战争，自第十八项起至第二十六项止都是控诉被告们对个别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而自第二十七项起至第三十六项止却是控诉被告们对个别国家实行侵略战争，亦即实际从事武装进攻。

这样琐细的分法是不很合理的，因为实行战争必然会包括计划、准备和发动等步骤。

在侵略战争中尤其是如此。

历史上没有不经过计划、准备和发动的侵略战争。

起诉书既控诉了被告们从事侵略的共同阴谋，又控诉了他们曾对各国实际进行了战争（即武装进攻），而同时又把对各国进行战争前的计划、准备和发动等步骤列为许多项目来控诉，这就未免“重床叠架”

或“画蛇添足”

，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是违反常识的。

因此，起诉书中自第六项至第十七项（计划、准备侵略）以及自第十八项至第二十六项（发动侵略）的控诉，显然都是没有必要的。

只要保存第二十七项至第三十六项（实际从事侵略战争）便够了。

即使就自第二十七项至第三十六项共十项关于实行侵略战争的控诉而言，其中也有三项是不合逻辑的，没有必要的。

例如第二十七项罪状中控诉的是被告们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时间从1931年9月18日起至1945年9月2日止（共14年），而第二十八项罪状中控诉的依然是被告们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所不同的只是在本项中的时间系“从1937年7月7日起”

，其他措辞完全一样。

照逻辑常识说来，1931年9月18日起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必然包括1937年7月7日起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内。

把它列为两项是毫无必要的，也是不合逻辑的。

又如罪状第二十九项中控诉的是被告们对美国进行侵略战争，而罪状第三十项中控诉的是被告们对菲律宾进行侵略战争，时间都是从1941年12月7日起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止。

日本投降以前，菲律宾并未正式独立，它还是美国的一部分。

起诉书把它列为两项起诉也是不合逻辑的。

再如罪状第三十四项中控诉的是被告们对泰国（暹罗）进行侵略战争。

泰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站在日本一方的，扮演着一个帮凶小丑的角色。

控诉日本对泰国进行侵略非但逻辑上说不过去，而且是与事实不符的。

泰国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立即与日本缔结“同盟条约”

。

该约系1941年12月21日订于曼谷，同日生效。

条约第二条规定：“遇有日本或泰国同一个或几个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泰国或日本应立即站在另一方的一边作为其盟国并用它所有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方法向其提供援助。”

第四条规定：“日本和泰国在共同进行作战的情况下相互保证，除非获得完全共同的协议，绝不缔结停战或媾和。”

在日本投降以前，日泰始终是同盟关系，直到1945年9月11日，日本正式投降以后，泰国才照会日本以“该条约与世界和平状况不相符合”

为理由，通知废除。

（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41—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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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后判决是十项罪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