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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5页）

这样，她的平均税率为。

可

实际上，根据艾普斯教授的估计，从事兼职工作、年收入19

200澳元的已婚妇女，有效平均税率高达。

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除了以个人身份纳

税之外，妻子们还要扣掉一部分家庭税务补助金。

　如今的财政部长彼得？科斯特罗（Peter

Costello）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从事受薪工作，缓解因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成本。

可按国际标

准来看，澳大利亚妇女的就业率并不高—如果把从事兼职工作的妇女也算上，那澳大利亚女性

的就业率就更低了。

为什么我们女性的就业率如此之低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总理

大人认为，相较于同等收入的其他人，对职业妇女课重税是个好主意。

还有个可能的解释，

我们的总理大人认为，限制政府在儿童保育方面的支出同样是个好主意（直到最近才有所变

化）。

让我们回到人口出生率问题上。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避孕药的发明，我们总体生育率（

每名妇女生几个孩子）的显著下降，与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重返职场，两者存在紧密联系，

对此似乎没有太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生育率从1961年的峰值，跌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

6—远远低于的人口更替率。

幸运的是，最近6年人口出生率有所增长。

所以，人口统计学

家所预计的进一步衰退，说不定并不会真正出现。

然而，我们那些好眼光的领导者，却不愿

给此事一个转圜的机会。

科斯特罗先生公布2004年联邦预算（其中包括一项新生儿补助计划）的时候，他敦促人们“回

归家庭，履行自己的爱国义务”

。

他试图用这一笨拙的幽默话，掩盖他对人口出生率问题的态

度大转变。

2002年发表《跨代报告》（Intergenerational

Report）时，科斯特罗尚认为，较高的出生率，反而会加剧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且，政府

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此一发展趋势。

的确，就业人口既要赡养退休的父母，又要照顾未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