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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3页）

作为政府初期紧缩开支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对此也退缩不前，因为有些人认为，考虑到该项目的理论研究性质，耗资未免过大。

但是我常想，要是英国在经济严重困难的30年代没有坚持核研究，英美就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保证二次大战的胜利，后来又保住西欧免受斯大林的进攻。

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

因此，1970年9月，我和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主席布赖恩·弗劳尔斯爵士一起前往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去亲眼看看想象中的东西并进一步了解这项科研项目的情况及其发展前景。

回国后我深信，如果我们能保证搞好财政控制，这项由12个国家参加的科研项目是值得支持的，而且设法说服了我的同事们。

可是总的说来，我感到政府对科学的态度不够激进，想象力很不够。

我料想许多科学家——不仅是那些专业观点很强的人——有此同感，1973年6月26日，星期二，特德在首相府为英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其中有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多萝西·霍奇金——举行晚餐招待会，我当然也参加了。

由于几方面的原因，这次招待会是一次富于启发性的集会。

特德在讨论中谈到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情况，他认为历史学家将会作出结论，断定此举是本届政府的最大成就。

他把科学描述为某种能用来帮助英国工业进入欧洲市场的东西。

有人支持这种观点，也有人提出批评，批评意见代表了我的立场。

从实质上讲，我认为政府应该资助纯科学研究，而不是组织欧洲科学家共同参加巨大项目，从技术上去提高欧洲国家经济的竞争力。

科学已经国际化；扩大欧洲共同体不会起重大作用；发展已经国际化的科学要靠一些科学家各自在本国工作。

可以这么说，国家组织他们越少，产生的效果会越好。

当然，这条规律也有它的例外。

比如，假如科研项目投资过大，一个国家单独承担不起，就需要合作——因此，我支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工作。

所以，我对我作为教育大臣不得不实行的科学政策有所怀疑。

但我们的政策始终没有取得多大结果。

科学不会像政治家们喜欢想象的那样迎合政治方向。

实际上，科学发展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并不像经济发展的历史，而更像是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发展的历史。

伟大的科学发展并非来自“实际的”

研究与发展计划，它来自有创造性科学头脑的人一像那天晚上同特德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周围的那些人——那些将科学推向知识前沿，揭示宇宙奥秘的人。

政治家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希望技术能立竿见影，迅速产生效果。

而科学家有比较长远的眼光，他们是正确的。

格拉德斯通有一次见到迈克尔·法拉第时间他，他对电的研究真会有什么用处吗？法拉第很有预见地回答说：“是的，先生。

将来有一天你会收电费呢。”

第二个使我失望的问题是教师培训问题。

我前面已经提到，竞选宣言已作出承诺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这是我到部里上班第一天交给比尔，派尔的单子上写得清清楚楚的行动纲领之一。

对这个问题我早已有明确看法。

我觉得，教师数目大量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教师质量。

虽然不断出现不易找到愿教数学和科学的实习教师的现象，实际上“缺乏教师”

的怨言并无多大根据。

真正缺乏的是优秀教师。

改变教师的工资结构，奖励和鼓励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和高级教师会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全国教师联合会对扩大工资差别非常谨慎。

但教师培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想认真调查一下，受培训教师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和恰当的水平在学习恰当的课目。

于是我任命鲁肖尔米的詹姆斯勋爵为教师培训调查委员会主席。

他曾任全国最优秀学校之一的曼彻斯特文法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