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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4页）

我坚持要求和他一起进行调查的人以此为专职工作，一年内提出报告。

结果，报告及时在1972年1月发表，内容细致详尽，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

报告着重论述了我感兴趣的在职培训方式，这样的培训能使教师实际了解如何在坐满孩子的课堂里上课。

其次，报告建议高等教育增设新的两年制一这一条也是我所竭力主张的——在这种两年制学校里，将来当教师的学生与其他打算进人工业界或专门职业界的学生一起学习。

但报告局限于培训结构，没有讨论培训课程内容，使报告的价值受到一定限制。

结果，我打算在有计划的调查中讨论教师培训课程的企图落空。

政治家介入这类事情当时仍被视为禁忌，15年后，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我作为首相仍对如何提高教学质量问题感到困惑。

可是，尽管我对许多教师工会会员的观点很有意见（有些人的工会会员成份多于教师成份），我在教育和科学部工作这些年所得到的最后印象是，大多数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是真诚无私、兢兢业业的。

有时候，一些在最困难的学校里教书的教师到部里来找我，告诉我他们处理“成问题的”

孩子的经验（学生的“问题”

常常可以追查到家长身上）。

有几次，我到他们的学校去跟他们交谈，看他们如何解决课堂上出现的问题。

教师永远代替不了家庭，然而一个好的教师不能忽视孩子放学回家以后的情况，比如，会不会受到虐待。

有一次，一位教师提出的问题使我陷入两难境地：

星期五下午4点，其他孩子都已回家，有个孩子呆在你身边不走，求你别让他回家。

你感觉到肯定出了什么严重问题，但无法证实。

也许是孩子受到打骂，也许是家里无人照管，也可能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他极不愉快。

你是否应该陪孩子回家，告诉他父母孩子有些情绪低落？当然，你对他们说孩子没有抱怨，也没有干什么蠢事，你只是温和地问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会不会你一走孩子就挨揍。

你是否该向当局汇报？那样做也许会产生更坏的后果。

或者你不采取任何行动，希望这只是暂时发生的问题，会自行解决？撒切尔夫人，你会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合适答案。

我们经常碰到这类棘手问题，但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所有情况的解决办法。

我们需要训练有素、能识别虐待儿童迹象的教师、社会工作者和警察，同时要记住一个谁都明白的观念：大多数父母是爱自己孩子的。

在这3种人中，教师的作用最重要，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最了解孩子的情况。

如果要他们完成这项细致而又重要的任务，那么，只要充分恢复他们的权威——不仅是对孩子的权威，而且是在家长心目中的权威——他们是能够完成的。

做到了这一点，那些不好的家长也可能会有所收敛。

第四节　供应牛奶事件

在教育部工作几年，至少在一个方面为后来担任首相作了极好的准备。

我不断遭受猛烈攻击，而那些攻击与我的过失几乎沾不上边。

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我前面讲述了关于文法学校与综合学校的争论。

然而这些争论给我带来的麻烦不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人——不仅是保守党人一同意我的做法，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其它方面给不少人带来了好消息。

例如，有人以温和的方式赞扬我挽救了开放大学。

在反对派方面，伊恩·麦克劳德和爱德华·博伊尔都曾公开表示反对举办开放大学，他们认为有许多教育机构比它更需优先得到政府帮助。

竞选宣言并没有提出取消该大学，很多人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