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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第三波民主化，时人对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担忧；左右两派憧憬政府消亡，发展中国家却在身受其害；我们视各式制度为理所当然，但对其来龙去脉却一无所知

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经历一次高涨。

1973年，世界151个国家中，被“自由之家”

（FreedomHouse）评估为自由国家的仅45个。

自由之家是一家非政府机构，每年就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提供量化评选。

＇1＇该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是独裁政权；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仍显得强大和凝聚；中国正卷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一群腐败的“终身总统”

正在非洲巩固他们的统治；大部分拉丁美洲处于军人独裁之中。

到了下一代，人们亲眼目睹巨大的政治变化。

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中东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兴起。

20世纪90年代后期，约有120个国家—占世界独立国家总数的60％—成为民主制。

＇2＇这一变化，即是亨廷顿所讲的第三波民主化。

自由民主制作为预设，已成为21世纪初普遍接受的政治景观。

＇3＇

潜行于体制变化之下的，是社会的一大转型。

世界上一度消极的千百万民众组织起来，参与他们各自社会的政治生活，其结果是朝民主制的大幅转向。

此次社会大动员，背后有众多因素：广为普及的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廉价的旅行和通讯，让民众得以用脚来参与选举，特别在对政府不满时；经济繁荣，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的保障。

第三波在20世纪90年代后达到顶峰。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

。

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

＇4＇自由之家提及，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连续下跌的第四年，这是其自1973年创办自由度测评以来的首次。

＇5＇

政治焦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出现若干形式的病状。

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

其民选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机构、操纵选举、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取缔反对派的活动。

自由民主制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它由一套复杂制度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制衡制度来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行使。

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对法律发起系统性的侵蚀。

第二种焦虑，那些似乎走出威权政府的国家，却又陷入政论家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Carothers）所谓的“灰色地带”

，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

＇6＇苏联的许多继承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即如此。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假设：几乎所有国家将过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挫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逐一克服。

凯罗塞斯指出，该“过渡模式”

的假设是靠不住的，很多威权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削弱自身权力的民主制度。

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

拥有民主制度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